近期，对宪政的关怀甚多，仅《新世纪》就有江平《在中共中央修宪小组专家座谈会的发言》、杨光《如何打开政改难题》、曹思源《告别专政、拥抱法治》、《关于近期修改宪法的十点建议》、《关于修改宪法的十大建议》……等等。这些文章（包括以往的），在对“宪”的立论上是否已发掘无余？笔者认为诸文都只着眼于“宪法”中“法”这一个面，没就“宪”做思考。只回答了“宪法”的作用与意义——只是就功能问题的探究，没解决“宪”是什么？还有受人尊敬的法学家们，其著似也有此嫌。因此说，法学界只在“怎么做”上磨针，没追究“宪”是什么？不是从第一因出发。

   以曹、杨两文为例粗谈管见：

   曹文“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主要规定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社会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国家机构的职责等。宪法是一种强制性规范，人人都必须遵守；凡宪法所列，违者即是犯罪。”这是中共的“宪法”定义。不是对宪法所是的揭示。对曹文分析如下：

   1、“根本”是什么？不就是说它的有效性不可逾越吗？这是宪法对于其他法律的关系，因而是个功能问题；

   2、“规定”又是什么？——不就是用它来干什么吗？它能规定的多寡，是功能的大小，这还是功能问题；

   3、“强制性”——这是对功能性质所作的评价。

   曹先生所言没有错，却有丢。这一丢问题就严重了，丢了的才是根，是本。曹文所言只是功用，没有研究“宪”的涵义是什么？“宪”是基于什么？从哪里来的？

   “宪”的最主要的思想是无例外性，不只是有效性上不得例外，重要的是“宪”做为一个思想原则不许有例外，“宪”本身就是宪法的全部精神，全部思想。不许在“宪”这个思想之外再有别的思想，别的原理。

   下边讨论“宪”就是一个思想——

   曹文已指出“宪法”的功用，功用总得对着对象才能发生吧，宪法的对象是什么？答曰：人！

   从而就得到了一个疑问：人的存在（生命事实）是宪法事实吗？不是！

   人是何类事实？答曰：自然事实！

   既然人是自然事实，人的行为服从什么力量？什么性？也就不言自明了。“宪”要说的也就是——它用之于什么，其原则就基于什么。人服从自然力量——必然性。那么“宪法”的精神、原则就出于人这种自然之物的物质性。

   人先于法，人性先于法性，人活着所实现的是生命，生命的性质，人活着实现的不是法（不管什么法）。从而立刻就得到“宪”就是关于人的生命，生命性质的原理，并将这一原理确立为关于人的根本规范的法。

   也就是说，“宪法”是由人的生命和人性来统御社会制度、公民权利和义务，国家设置和职责……等等的，不得超越的规范。

   共产党的法学辞源学只强调“法”的规范性，不敢强调法的源渊性——在“法”里已有一个“水”字，指出具有最初来源的道理才算是“法”。只因人是从当下需要出发去实践的，不能从一起手就碰上法的根源问题。所以，以往的法多般只看到功能，较少强调它的出处。

   “宪法”，就奠基出——法不光要去规范，还必须被规范，法必须不是以自身的原则，而是它要加给什么就以什么的原则为原则。——法的根据性比法的效用性更根本更重要，这个思想就是——法的合法性！宪，就是要立法、制度、设置，职责、义务……都合法。宪，把法的合法性列为第一位。把行为的合法只看成法的合法的必然之果。

   人服从的是生命和生命具有的性质，不是法。人之需要法，是鉴于法抽象了人性，成为方便行为的工具、标准，它只是人更善地实现生命的一个间接环节，工具。只有人性就是法的出处和根据，法才是人的行为的标准和规范——这就是“宪”的全意。

   “宪”字本身就是思想，是原理，这说法是不是太空洞了呢？——绝不！因为“人”不空洞，人性不空洞！“宪”警告：除了它要规范的对象自身已具有的性质，由这些性质抽象成的思想、原则，不得有任何外来的思想、原则。

   至此，我们推出了宪政思想的重要原则——

   1、“法”所解决的是——怎么样去行为；其关系是基于“人的所能”；

   2、“宪”所解决的是“基于什么”应该如此行为？因而宪法是立足在人的“是人”上，其关系是：基于“人的所是”。

   曹文只说了“宪法”的权威性，以强调它的规范效力，丢掉了法的合法先于行为的合法！法的合法是本，行为的合法是未。

   宪法在说——只有不合法的行为，没有不合法的人。

   在立宪以前不是没有法，《大唐律》、《大请律》……，那只是法，不具有法必须合法这原则。

   宪政强调了人当服从的只有不可抗力——自然，不得在自然对人的塑造以外加给人任何原则。

   没有宪外之人，没有宪外力量，没有宪外原则。这就是法的必须合法。

   读曹思源的文章，觉其行总在人先，他的呼吁，他已着手在修的那些宪法条款，都及时，也准。但他的论述苍白无力。

   以下分析杨光的“如何打破政改难题”

   《如何打破政改难题》立题就失当，可以被打破的是僵局，不能是难题；“难题”所求的只能是克服，解决。且“政改”纯属子虚无有，杨先生没有解决主语是什么？这是至关重要的。主语是共产党，应予在政改中否定并推倒的就是它，它能政改？如果真正政改共产党必垮，如果由共产党来改，那是以1，现实资源；2，自然资源；3，文化资源的破坏为代价的，后果远远超过功利，灾难加深，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糟塌，中国文化，中华精神的重建至少不低于一个多世纪（这里不论此题）。

   杨文的第一分题《中国问题的根子在制度》等于什么也没说——一个国家的问题不可能不是制度，无论是机构、权限、职能、价值趣向……。本来问题就是制度嘛，根子还能是别的？这个命题相当于xx体弱，弱在身体。杨文要说的不是制度，他是要说制度的机理——即何清莲的：中国的腐败是机制性腐败——这才是正确命题。机制——不同要素的互作用。

   杨文对腐败的定义也失当：“腐败是全球性普遍现象”，这是个判断，不是描述！作者真正想说的是：全球都有腐败现象。这个区别是质上的——普遍与必然是等价。一当说到腐败，就越出了事件、行为、个体，而是从风气、从现象上讲的，这就不再是个个体心理质量，不是一般意义的道德，而是那心理背后的，足以规定心理的，那个更具作用的力量——文化造成的。一定时代的具有特定品质的文化：它的根本方面，或它的本质就是双面性：社会格不是出自自然格，它才不能统一到自然格上，因不能统一而导致人性的分裂，异化：人有人性，走人道；社会有社会性，走它的道；二道相悖相背相对。腐败一旦成为一时代的特征，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化必定是种假文化，非人的。这种文化包括社会制度，国家设施、价值趋向，伦理原则……等等，这些设施作用人心，规定人心，而人本来已有本质，不需要这些外来的规定，人不可能割断与本质的联系，所以，既要服从自己的本然，又要服从社会的规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恰恰是背离人性，压制人性的，人就得分成两部分——自然格与社会格，不腐败往那里走？所以从文化的角度上看才谈上腐败，即假文化（文化一假必是双质双格的）作用人在行为上引发的异变，构成该时代该社会在风气、现象上的特定品质，状态，它要求量上的支持，因此在程度、覆盖量、普遍化水平方面的可视性。

   贪婪、自肥、自私是人的较普遍性心理倾向，腐败不是全球性现象。是在全球都发生，只有像东亚，朝、中这些地方才算是腐败——社会机体而非个人心理的作用。作弊，作假、贪污，自盗……都是行为，不是现象。

   只有由国家的制度所含的不合理因素导致的足以构成一时风气的，具有明显的状态性的才算腐败。（待续）

新世纪 (7/20/2003 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