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把经济说成基础。他的学说的着眼点就是这个“产”字，而财产不会是关于“人是什么”的。无论它对于人的存在多么重要，它也在人身之外，必然把心引导到外物上。经济当然重要，却不可能比人更重要，不能代替人本，也不能包含人类正义。

   只是这一点，共产概念不含合法性。只有可实践性，就没有实践的必然有效性。

   它的理性功能就是一种弃绝自身而去附就心外“财产”的教导。它关心的就不是人有什么本性、如何实现其本性的主张，而是对生命所必须的条件（利益）的任意夸大，使其登峰造极到超越自然法典的幻象。我们承认经济是人类生存须臾不能分离的，但它只是实现自身的条件，不可能比人类本质更本质、更神圣。

   人类穷尽了一切努力所实现的是其自身，不是身外他物。

   “共产主义”已经将我们的心误导到身外他物上，必然地把人造就成功利的奴仆。

   只要从功利出发，在任何情况下其活动都只能服从当下需要。人类存在离不了当下需要，但它是一个处在时间之流中的无止境的当下：任何当下都为新的当下所代替；不会有永恒有效的当下需要。必然导致唯物主义，并不管物在哪里，只管是不是对着物的是物便在心外，唯来唯去，便因那被唯之物在心之外而使心丧失了自身，异化成外物的附庸。人自身就不是最高本质，而把最高本质让位给外物财产功利了。人既处在世界上，不能避免地与外物有联系，就得去认识外物，因此，科学当然要唯物。但人除了要与心外对象相联系、也还要与自身相联系，自己还体验自己。自己要体验一个什么水平、什么境界的自己呢？这却只能诚其意、正其心了。你不唯心怎么体验心呢？生命的境界问题，只能靠自身对自身的建设来成就唯心！这就是敞开的活泼的批判精神。

   共产党只强行规定要人干什么，并不问它要人干的与人所是的是否一致，因此，从毛老先生建政，就拒绝思辩，废止理性批判，断然地取消一切纯粹学术，只留实用价值的工程学科。他的最重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撤消清华文学院，使请华失去冯友兰，使冯友兰失去清华；使中国的教育只出匠工，不出开凿水源的宗师；让批判精神一扫而光，斩断了文化的源头。邓小平从实用出发，江泽民从权术出发，就更巩固了毛泽东的这一破坏路线，一定周期后，就象罗马人的工程割断了古希腊的学术活水一样，便陷于今天这枯竭的临界点。需知，工程师们只知用其水，却不去培其源，只图眼下功，不问后来事，立竿就要影，却不对源渊流长负责。

   工程有用，却不必然为真；现实问题需要术，但一个民族的宏观存在服从的却是真值之理。一切社会的理念都只应是真（理）、是正（义）！是有用之术不能代替的。

   任何社会其最高原则只应是公民的、独立的。“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格物”（科学）只是它的手段，它的目的是止善、是大全！而唯物主义却反其道而行之，使手段成了目的。老江立了竿，立马就要影，捣了术立马就要效。这就必然陷民族于人类正义外；从功利出发的工程师们，只知跪在有用性脚下，不知真理枯竭已经临界，危之已至，崩之将至！中国需要的不是江泽民（无赖汉）。中国文化的重担也不能让工程师们来挑。中国需要那种懂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物，如孔子、孟子、曾文公、蔡元培、孙文、胡适。

民主论坛2003.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