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渊评：人为什么要“盖棺定论”？是要看他的“晚节”。每一个人都有许多错误，有人老来一想会惭愧，这就是有“良知”，人有良知才能有“反悔”。赵紫阳土改杀过人，六四时却反对再杀人，就是他反省毕生行为后的一种进取。因此，他不是一个“其乐无穷”的人，也不是一个“硬道理”的人；而是一个有良知，有悟性，在进步中的人。其实，陶铸、叶剑英也都是不错的人，只是中国的历史太残酷了，而他们都是绞肉机中的较大的齿轮，他们没有赵紫阳的机会，也可能没有赵紫阳的智慧。我们表彰赵紫阳，不是他人生的完美，而是他的悟性。

   孙丰：紫老负的是道德责任，其他共党分子只达到对党负责的水平

   当此之时，请求那些说刻薄话者笔下留情

   还在少年，赵公就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刚进青年门就加入了共产党，并任县委、地委书记，这是事实，这不光是他个人的事实，也是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事实。是中华民族特定时代个人所无能为力的大背景。

   是否可以据此来推断他的早期是极左，是通过对人的攻击，对上级的巴结而节节上升？很难做这样的一概而论。就算青年赵紫阳跟着陶铸到广东取代叶剑英、古大存、方方等，且，后来的南方分局确在土改镇反上推行更为严酷野蛮的政策，广东冤魂遍野。要评论这段历史首先要考虑毛泽东这个人和共产党中央这个不能违扭的前提，然后再考虑叶剑英的分局和林彪的中南局之间的纠纷。需知，要陶铸去改造南方分局，其用心就是嫌广东的叶剑英们心慈手软，毛泽东不可能把一个更有人情味的人调去——因为广西镇反陶铸表现出心狠、手毒，才被毛贼尝识。要把这一阶段史纳于中国大历史下来看待——五万万同胞都无力扭转的局面，赵紫阳当然也没有这个力量，共产党正处在上升时期他也不可能发生这样一种觉悟。且不说扭转，又有多少人能洞悉到这里的玄机？

   我们注意到这方面的一些文章，并没找到有具体情节的能反映赵紫阳个人责任的介绍。赵协助陶铸是事实，广东政策的具体责任应归为陶铸——有大量的事件支持陶铸个人争功好胜，制造冤案，他的许多行为不是被动的，而有心理上的故意，许多案子的屈情他心里有数，但这些案子并没有看到赵的具体作用。这些对赵的指责并非出于中共捣乱（我想这些朋友也是以极严肃的态度来考究这些问题），我认为在相当时间里这类文章应有所收敛，不能依此为据就说赵为人圆滑，说赵手上也有人民的血债，说赵要不推行极端政策怎么会爬的如此之快……赵紫阳与陶铸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人：一个能在八九年毅然忤逆邓屠夫且坚持到死终不悔的人怎么能用“为人圆滑”来说呢？试问赵选择反对屠杀是圆滑吗？一个在中国历史最关键时刻坦然做出的是伦理选择，这种道德勇气不是临时能培养出来的，我愿意尊重做为共产党历史中一个环节的赵紫阳历史，可能也有某些甚至不少应检讨的地方，但那属于人的不成熟，不是圆滑，不是心狠手毒。

   赵紫阳内心对陶铸是有保留的，且有史料称他善于选择时机去促成陶铸对对手放一马，在对古大存、方方等的处理上他都这样做了。且叶剑英自己也有这种评价。即使是从冀、鲁、豫时期的史料看，赵这个人做事尽的也是道义责任。这责任是不是一种家传咱们不得知，但拿他与其他共产党权贵们相比较，从他身上较早就能看到他是从伦理而不是从功利出发的责任，只是他也是在智力初开时就被潮流裹胁进共产党，对共产主义他也并未完成启蒙，因此他的道德责任是处在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内发挥出来的，他自觉到道德责任，并且有了要从对党对组织的责任中醒离出来的要求，这是较晚的事。

   他对陶铸的含了愿谅式的评判和暗中发生影响，与他对叶剑英的事不取投井下石，背后叫陶铸觉察不出的放古大存等人一马，与他到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对话，在常委会上公开反对动用军队，四全会上的答辩……甚至连很早在冀、鲁、豫边区的发展经济，广东主持经济，后来在四川让人吃上饭，取消人民公社……以及他主持政府后已估计到后果的情况下还是迁就邓小平的功利心而放开物价，并且在倒霉后还对其承担责任，他的中央书记处不影响司法，不审查文艺作品……等等，全部这些步骤，都证明他负责任的品性是从道义出发的！这是其他共产党政要都没能培养起来的一种觉悟：叶剑英在广东犯的“心慈手软”错误主要是其心原本的慈加上一定量的故土心理，当然他也有一定的道德要求，但远达不到赵紫阳是种责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没有道德责任，江泽民、胡锦涛两人根本提不到台面上，朱镕基有道德情感远不是责任。赵能看到陶铸不是一个有城府的人这一点，已包含了对陶铸极端、极左的评价，只是他一向的给人留有后路这种个性风格使他用没有城府来说罢了。

   陶铸虽也谈《情操》，却并没有培养起道德责任的觉悟，其实是一个被时势蒙住心灵，只知对追随，对他的党，他的上级负责的人。

   近期司马潞先生发表的回忆录，介绍的悲剧人物潘汉年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当他得知他信赖的部下马义脱离了共产党时，脱口就骂了出来----需知他们的意识也未来得及明白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服从组织”，而是被“革命”和“组织”蒙在鼓里的盲目追随，他们只有对着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才有运用才智的机会，从来没把革命把服从党组织当成应加以证明的课题——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是是理智上没完成对共产主义启蒙，就追随共产主义了。只有担着共产党领袖的担子，对担子的责任与出自内心的道德责任冲突中才能感叹到“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不懂，真的”。“什么是政治，我真不懂（朱镕基）”。不是一种深植其心灵最深处的道德责任时时不自觉的发作，是不会发出这种大彻大悟的！我说胡锦涛是个无知无识的笨伯----谁见过他有一句这样的感叹！他是一个被已经的时势包裹了，只知追随而不知追随的究竟是什么的盲人。江泽民是狂热，狂热除了破坏，又能有什么呢？胡锦涛并不狂热，但他智力不够，只能被旧环境推着走，不知所为有何价值。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不是不感动人，大概我们都被它煽动过吧？只有有了一种过来的眼光，才能看到奥斯特洛夫斯基蔽于执着（或情）而失于求知，他理解他所为之献身的那个“革命”到底是什么吗？连司马潞认为人品很好且也是读书人的潘汉年都是盲目的活动在崇仰的革命和组织里，更何匡一般人了。在海外坚持与中共斗争的朋友中也有人的长辈是较重级的共产党，不妨自己去回个忆：你的父母懂过“革命”吗？所以我能接受青年的赵紫阳比他同龄人可能聪明或务实，但我不相信他后来那些民主思想是早就有的。所以，赵紫阳的道德勇气不应受到沾污，还在八九年，他已经在思考多党制了，这是了不起的。虽然我们看不到他在理论上有建树的自觉，但他明显地表现出思想的成熟与深邃，他已经是站在自由主义的前沿，是我们当之无愧的前辈！你拿他那些言谈来对比布什先生的就职演说，就能承认他是走在时代的前列。

   赵紫阳，与日月同辉！我恳求那些并拿不准自己的刻薄是对是错的朋友笔下留情，眼下我们的任务是推翻共产党，不要唱这种反调。将来档案解了密，我们的批判也应以对共同理性的洗礼澄明为出发点！一件有历史意义事实是北京人不自觉地把富强胡同叫成赵紫阳胡同，这是中共所不能抗拒的历史趋势。

   人心已如此，赵紫阳的英名不许沾污！

   悼念紫阳，呼唤良知！

新世纪 (1/22/2005 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