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对世界事实和精神事实的区分，我们可以来研究什么是共产党了。这个问题是毛泽东以来共产党人从来没想过的，陈独秀、瞿秋白是否想过，因在下的积累不足不敢冒然地说。请想想吧：成立了八十多年，又执了五十多年的政，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残害了几千万生灵，到头来共产党竟还不知什么是共产党，这是多么的荒唐可笑！一个连自己是什么都不清楚的集团，它的行为怎么会不是肆意妄为呢？怎么会不把民族推向灾难，不陷自身于危机呢？这个问题的回答就特别意义重大。

   因为无论要解决什么问题，只有首先弄清了那问题是什么，由哪些要素所构成，各构成要素是怎样起作用的，我们才能对面临的危机是由什么力量所造成做出准确的判断，才知道朝着什么下手，怎么下手。

   从邓小平的改革到今天胡锦涛在四中全会上鼓吹“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放的都是无的之矢，是在刻舟求剑。他们根本没弄清是“共产党”中的哪一成份，哪个力量造成中国危机的，当然也就洞察不到那阻碍改革的到底是什么要素，这样的改革，除了在在最初会出现短暂的前进性变化，往后的全部努力就总是以良好愿望为始，以制造新危机为终。使提出这个问题显得迫切与必要。

   把“共产党”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它所坚持的理念——共产，这是他们的伦理所遵守的底限，这一部分是由他们的主观努力所创制，是他们的精神指向。从“党”是名词，而“共产”却是形容词就可把握到这个区别。由“党”所集到一起的却是人——是客观世界的，既是客观世界的，就是先天含有性质的，就是已经有了伦理根据的；一个人是某个党的党员，并不改变他原有的客观本质——他原来怎么伦理，成为一个党的成员后依旧照原来的底限伦理。

   任何党的宗旨都是一个纯粹的精神，一个道理，只有这个精神或道理的所涵就是人的原有本质，这个党的作用才是正面的，积极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党必须是党的宗旨与人的性质的统一。

   党就是应了要促进社会联系与人性本质的更加统一才应运而生的。

   党性与人性的不相统一就势必造成社会危机。

   “党”做为联系人的形式，它的集团性，只起将群众组织到一个方向的功能，因一切政治结盟都造成政党，所以“政党一般”是中性的，它不是主观精神的特定要求，它符合于一切特定精神的的需要，所以“党”是一切实际政党的底盘，任何政党的党性都不来自党，而是来自党所坚持的理念。

   这里说的政党，是指实际政党，如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都因为他们要各照自已所认定的根据来看待世界，来伦理；看待世界，伦理是理性的使用，所以是因主观精神的不同才成为必须，因此政党的原因是精神。

   提出这一问题是为拿党与人来做对比：

   而人，却是物质事实，人只服从物质世界的规律。不错，人是理性动物，但人的理性是用来把握自己的物质性的，实现物质性的。不是来分裂或反叛人的原有物质性的。

   人的原因是什么？回答是：人的原因是先天，是自然律。

   这就缕顺了人与党的关系：

   人是客观世界的事实；

   理性或意识是人这一客观事实所拥有的一个成分，一种机能；

   党是由人这个客观事实具有的机能所创造的产品。

   所以党不能对人有所命令，而只能是对人的本然性质的追随。精神是人的生命中的构成成分，党仅仅是由这个成分产生出来的作品。党与人相比是第三层面的了，人是第一层面，是根；人生成的精神是第二层面；精神造成的产品——党，是第三层面。我们来做负责地思考：是被派生者从派生者那里继承基因，还是派生源从被派生物那里继承基因？——总不可能是江泽民的生命构成服从江绵恒吧？

   所以，先于政党的人的生命只能服从自己的物质性----自然律，决不是服从自已所造的产品——水不能倒流。

   自然律所赋予给人的是什么呢？答曰：是自由，仅仅是自由！没有任何的附加。造物主把人造成一个个的独立体，独立不就是让你自由嘛！

   自由就是人人都在自己的独立性范围内充分地占有自己。党的任务是用它的理念来追随、把握自然律，反映自然律，决不是拒绝自然律，破坏自然律，也不是把人从自然律里抓过来让它服从自己臆想的主观律。

   无论个人或是集团，只要是犯的错误，都是可以改正的，这方面的例子有——

   （1）那马占山是一个打家劫舍的土匪，可他于三一年领导和组织了长春会战，保卫中华尊严，是中国抗日的第一人，他有很大的功绩，是人品质变的例子；

   （2）庞炳勋，他是民族英雄，但他心底黑暗，阴毒，与张自忠、石友三同为冯玉祥旧部，蒋冯大战冯败去了苏联。庞炳勋为吃掉张自忠一师人马，与石友三勾结谋杀张自忠。却被张不意听到，张大惊落荒而逃，庞发现就命迫击炮轰击，张的卫长，坐骑都被命中毙命。张只身跳进商水得脱，后将领们多有责备，庞炳勋竟反驳说：我是靠扰中央，扫荡分裂——可见，人为自己的阴暗心理，丑恶行径找个遮掩的理由是很容易做的。这显出庞实乃流氓地痞。但抗战之时庞炳勋能率全军困守临沂，弹尽粮绝不后退，吃死尸肉与敌人肉博，为会战立下大功。又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自责：“我老庞对张自忠是作孽呀！这是报应”。

   （3）就是坏透气的毛泽东也有因忘了角色而说了人话，如对彭德怀。

   （4）国民党在历史上也专制，但败台之后却变成民主的了。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但这里需要一个条件，即人犯的错误、人制定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等等，都可加以改正。但理论，理念是错误的则不能通过改革来改正。所以改正错误可以适用于国民党，但不适用于共产党。

   原因是：人有本能、有情感，本能受外部物象的剌激，因时因事而境迁。概念也能受剌激吗？不能，一个内涵矛盾的概念不能用改造的方法让它不含矛盾。人是有理性能力的生命，概念不是生命事实，没有能动性，封闭的概念不能变成开放的，它永远是封闭，概念只是理性的介体。

   国民是个无性名词，接受任何修饰，可加定语：好、优秀……共产却是形客词，不接受任何修饰。所以在时过境迁时国民党可以反省，可以发生变革。但没有任何人任何能力让封闭的共产变成不封闭的。谁不服可以试试。

   在我们大多数的考察里只追到人是“有理性能力”的，也就做罢。

   可理性又是“怎么有的？”虽有这方面的研究，却没把这种理论纳于对错误理论的解释。原本的人只有生命，不受理性介体（概念）的规定，哪来的理性？知道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人是先服从概念，被信号所规定（巴甫洛夫说），而后才形成信号感应。理性的实际运用需要诱因来激活，但理性介体（概念）却不存在个激活问题。概念并不能能动，也不时过境迁，一个内涵矛盾的概念它就始终那样的含着矛盾，它不会对甲一个样，对乙另一个样；或此时此意，彼时彼意。即使人因时因事变迁而态度改变，但伦理所根据的那个出发点不变，做出来的事情可能有外貌上的不同，却不能有价值值上的差异。我们已经看到：张国焘、毛泽东、王明、周恩来、夏曦……等等有个性上的差异，学养上的高低，他们在内部斗争上会使用不同的名称，也有规摸上的区分，但却都是残酷的、野蛮的。

   这个例子可以更进一步，中国与俄国与德意志与罗马尼亚，古巴……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习惯不同，时代也不尽同，在内斗上却没有不同，为什么？

   因为具体的路线、步骤、方针是不同的人在制定，会有差别，但他们借以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那个出发点是同一个——共产。就都受它的规定，染有它的品质、色彩。共产一词的非客观性、不独立性、封闭性转换为实践就变成了对外力支持的依赖性，成就了实践上的攻击性、侵犯性、唯我性、残暴性。

   单纯地看“产”是名词，名词有客观性的，无论什么“产”都是物质实在，是客体。但“共”是纯粹的形容词，表示全体。客体的“产”一经“共”的修饰，就丧失了客观性，为什么？因为客观世界的事物全是独立的，经“共”一修饰就抽掉了独立性，只要你明白：一个班是九个人，全班共同，说的是九个独立个体，可见独立个体永不能被取消，无论公、私、共都由独立体才能支持，取消“私”也就取消了一切形式的基础。“共同”只有临时必要性。

   共就是“全”，但全体所表示的是所有个体，共不表达个体，所以一“共”也就成了“一”，一个班九个人，但它叫“一个班”，不叫“九个人”，一是最封闭的概念，拒绝任何输入输出。任何违反“共产”的性质，都被“共产”所拒斥。改革是在“共产”原则下的改革，须知，这里的“共产”已经越过了财产的意义而上升淀化成价值理念，有很顽固的堕性，决不允许有商量的余地。事实上任何方面的实践内容都不断地挑战共产，它要顽守自身就只有排斥，共产排斥一切。怎么排斥呢？只有依赖机械力——因为它不能从求证里寻到力量。

   单纯的考察共产概念并分析不出攻击性来，攻击性是由封闭性和排他性派生出来的。问题是它要成为社会的一种制度，却又不能像独立性那样自身支持，实践的共产又无所不受挑战，这是一切没有客观性的东西不能自身支持的必然倾向——即它不能通过求证寻得合法性，只有用机械的力量通过征服来求得。共产主义理论一变成实践路线就先天的转化为攻击性，侵略性。

   共产主义是一个不成道理的道理，人走错了路可以重走，错误理念却不能改正，也不能重塑，一改一塑不就不是它了吗？所以说“共产党”的罪恶由“共产”这个理念所提供，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们得依它来做自已思考的依据，是以捍卫它为前提的，它怎么能允许人性的染指呢？

   将士们，朋友们：

   我们最终证明了“共产党”是不能改造的，一改“共产”就不是共产党了。所以说，中国的出路就是推翻共产。没有另外的协可妥。

新世纪 (9/17/2004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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