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先生认阿涛此言没什么错误，只是很空洞。怕不敢这么说吧，语句对错不是简单到一目能够了然，不是匆匆一瞄就可下断语。因为社会不只人众组成，而是有了理性的人才能组成。从简单的直观到深邃的思维都是理性，都要用概念来实现，一字不识的人也不是没有理性，不是不思维，只是思维较为粗糙、直接、表层。对日常言谈不采用思维原则来对待，只要明白了说的是什么也就结了，这种明白往往需要理解者的自动修补。因为日常言谈只在交流者间有效，也只从当下交流出发，离开交流内容，就不再有意义。一旦说某词某句是错，是以必要性为条件的：这类话是公众有效性，由于言者的身份、地位，其言能持久地规范公众，影响社会，就不只是即时即事，只反映临界事物，不只是具体有效；有的甚至为公众学舌、摸仿，被强力推广。在时间与实践的交叉作用下，往往造成社会游离解构，扰乱思维，瓦解伦理，基于此：理性批判的必要性才不是盲炮空弹。

   阿涛这句在构成有三个起码元素（简单概念），凡简单概念，内涵都是早有的、既定的，言者把众多基本语言单元连到一起，以给出一个完整的思想。其实也就是依据简单概念所储的那些涵义，通过连接，组织出言者要表达的思想。连接不同概念以据的是什么原则呢？——所有概念都已涵意义，连接就是通过已含的意义与意义的搭配，通过它们互相修饰、限制、包含呈载出完整思想。用某一意义来限制别一意义，是因不同意义间具有关系，这些关系是：相同、相等、相容、相交、相斥、相反、并列、包含、半包含……因此语句的思想是由不同概念所涵意义的关系经搭配而获。概念得被严密、恰当地联结，才能使思维不含矛盾。联结的严密不严密就决定了思想的准确不准确。

   文盲也思维，也交流，我们也能够把握他们的话，但人类的社会实践极为复杂，满足的要求各异，目的的有效性悬殊：既有鸟雀也有鸿鸪，有只看蝇头小利者又有呼风唤雨扭转时局者；有只求腹饱体安，有的却总用行为价值覆被四周，所以不能用一个标准来对待言谈。

   但是，一个社会的旺盛发达，生气，发展，就得不断有活水滋润养育，要使社会活水源源不绝，这个社会就得有一群从事以学问而学问的人，他们宁守出力不讨好，耐起寂寞，只从治学发现里享受生命，体验价值，把静思当成最高享乐。只以学问为学问——并不对着具体对象，不求功利，往往看不到实际价值，也就是一批能关起门来谈兵，又谈得手舞足蹈兴致淋漓的人。为学问而学问虽不能直接地创造社会财富，却能为社会提供一个知识麇集、发酵的辐射场，维持一个自由批判的背景，使各种知识在这里“无为”地中和、膨胀，繁殖，为社会各实际领域输送能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历史负荷悠久，破坏得特别深重彻底，烂到极处的大国，为学问而学问的这种“空泛”事业就特别迫切。

   比如：整个社会都把现实制度的“共产主义”当做灾难的来源，他们致力于追究制度的弊端，可是人若还不能思考，又怎么可以设计出制度来？先思考出制度而后才有实践上的运用，那么就是字面上的“共产主义”在其前，字面的“共产主义”做为学问成不成立，含不含矛盾，才是实践上的共产主义灾难的真正根源。

   这“共产”只是个理念，不是存在，不能面对，只能信仰，可一进入实践呢，信仰的虚无空洞就必转换成不空洞的形态，形态原本来自存在，实际上没有自身存在的形态要成为可能就得依靠外力的造就，这种造就所导致的就是事功逐利。这样一种迫使人心外逐的价值体系的持久作用，从表层深入到内脏，从日常深入到伦理，己经从文化上动摇了塑造人心的土壤。眼下中国秩序和道德荒废的程度还不足以证明这一判断吗？！

   社会大众可以自由活动在自已的立足点上，照自己的意愿说话行事，无须顾及。那处在宝塔之颠的人就没有这份自由，其言不能满足于似是而非，蹬上宝塔之颠有了俯瞰整个社会的方便，但同时也把自己置于众目可暌，众指可指之中，宝塔之颠传出的声音对社会各界各层各事各业都发生作用，这些作用往往并不能被一一关照着发生，错误的言谈就会以不确定方式像播种一样辐射、渗透进社会的一般观念，发育出莠苗劣籽，腐蚀我们的心灵，成为社会负值。据于此，我们才认为有必要对阿涛的“科学的发展观”作出批到。

   科学给人类带来的满足明摆在那里，我们不会不承认，可科学也有大量的效用是负面的——居里夫人的发现就被用于冷战，穷昏了脑瓜的金二世不就晃着它讹诈世界？

   在上世纪后半叶人们已提出了《系统学》、《科学学》概念，把不同的科学综合成思想体系，纳入形而上，尽可能地预防科学的直接利用所暗伏的负价值。

   不能忽视这一关系：阿涛哥哥说的不是事关真假的科学，而是对科学的——利用。科学只对认识的真值负责，并不对价值的使用负责，而发展需要的就是科学的价值利用。所以说：用科学来作发展观的定语就不科学。社会发展的纲领所应追求的是全面、完满——让科学成果在各方面表现出对人类存在的满足，而不是破坏性。

   因为科学是关于对象的，是心外可验世界的。做为原理它只与它反映的对象世界相符合，科学既出自对象，反映的又是对象世界，就因对象的独立性、具体性，使科学总是具体、狭窄、有限的，依附在科学观上的心理态度就必从内部孤立出来而去追逐做为对象的外物，这个“观”就必是专门的，范畴的有效性。把存在、把宇宙整体分割成不同的系统，局部，它的范畴性就超越了整体与普遍；范畴的间性联系被淡化，破坏。人们倾力于可直观的正面值，却不问对背景是何种的影响，当今天能看到芝麻，决不问是否会损及明天的西瓜。纯粹科学立场观是建立在有限性、相对性上的，实践发展所需要的却是整体有效性，这是一对矛盾。戴晴介绍的黄万里老从一九五六年到世纪终了围绕治理两河所呕心血，最能证明这一关系。亚里土多德说得好：“在个别方面受过教育的人能在这个方面做判断，只有在一切方面都受教育的人才能够在一般意义上做判断。”科学知识能对本范畴体系负责，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建设发展却是对所有领域，既对脚下又对已往和不能预见的将来负责。发展不是一个或数个范畴体系的发展，而是关涉全局，事关所有范畴。因此“科学的发展观”并不必然有效于发展。

   请记住：邓小平一上台不就把科学挂嘴上，写脸上吗？哪一决策不说是科学的？在具体决策中，很可能也真正采用过科学论证。哪一领域哪一学科的初始成果在直观面前不是积极的？但各个领域直接呈现积极价值的学科之和却总是破坏！还不应引起我们的反省吗？我们立足的这个自然背景是有限的啊！我们的文化是既成的呀！

   邓小平那么科学，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观造成的却是让大多数国民穷下去！他的英明与正确就是选择了一个雄性泼妇来做民族统帅。

   科学发展观不能保证建设的普遍科学化。以上是对“科学发展观”概念在范畴性、学科性、领域性（有限性）必然包含破坏性上的请理。

   本节要缕清任何具体之“为”都具有对整体、对全局、对普遍的割裂，扰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为”就是人的意志、目的、满足要求。曾记否，那赖皮狗掖下夹上两刀火纸就觉自已是读书人了，他把“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喊的天响，可他知道什么是“为”，什么是“不为”，二者又是以什么为背景才能成立起来的吗？根本没有的事。他意为吹拉弹唱，招摇过市就比李聃还高明，比孔丘还伟大。他根本就不知什么是“为”，“不为、无为”意指的又是什么。

   其实，“为”就是还没有具体事项的意志，可以叫它“目的一般”：“我要钱”、“我一定要让‘三峡电站上马’”、“我们坚持要求政府为‘六四’屠城道谦！”，……而我孙丰，我要通过对我们言语的批判、洗涤，来证明共产主义从做为一个纯概念上就是一个理性荒唐。实践中，只可请除，不可言妥胁，不可言和解！只有在人类理性内有了“共产到底是个什么？”的确切回答，才能必然建立起对它的正确态度……以上这些来自各个人的向往就是实际的“为”。只看单个人的“为”就处在不间断的实现、新生、再实现……的链条中：只要不死，就得去“为”，每一单个生命的具体之“为”都数也数不清，更何况十几亿人众了。——满足总是指的具体对象的，目的总是要以实际内容为条件的，任何实际目标都不能满足所有人所有事，无论它多么宏大高远。因而说：任何实际之“为”都有排他性，限制性；“科学的发展观”虽不能直接归为实际之“为”，但因科学总是具体的、有限的，也就使这个“观”含上了实际性、具体性、有限性，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分裂整体，扰乱普遍的能量，很可能成为发展的破坏力。我们的老老山东老乡能喊出“无为”，倡“无为以致治”就证明他老人家的立场是反思的，他理喻到：每一个实际的人既已实际的在了，其“为”就与他的生命实在同步而来，任何人的“能为”都是由他的“所是”所发动，存在在其“所是”之中，不是从外部加给的。任何人的“能为”都超越不出自已的“所是”。“能为”在生命里，“能为”就是生命的一定构成，挥之不动，除之不去。“为”的必须性是造物所赋予，是个存在问题，生命的构成问题；但我们实际的“为”只有对着具体物事才成立，只有某项具有的满足要求悄悄袭来，这个“为”才能被经验到。一旦从社会角度上倡导一种“为”，就必定引起“所为”与相联系的变化，这些改变有的可以预见，有的不能预见，而人类处在永不间断的进化中，证明总有不能预见的事情。“为”是生命物质的构成要素，造物主已把“为”塑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内，从社会的宝塔之颠提出一个“为”——无论是“共产主义”道路，还是“科学的发展观”都必定是指事指物——心外的。就必对存在造成游漓，当它被从全局或整体里孤立出来，自觉不自觉实际上都分裂了整体，紊乱了普遍。

   请不要忘记，阿涛在这里说的是个“观”，观就不是那个人关于那件事的，就不是由呼而至，不是由备而有，“观”是主观世界的，但不是应着要求说建就能建的，“观”是主观要求所奠其上的那个“基”，它先于要求，先于“为”；要求、“为”成立在它之上，由它赋予标准加以规范得以发生，“观”是由环境对人的作用、规定所铸成，不是自觉而有。邓小平说了一句“要改变观念”，那观念能像衣服，说穿就穿，不愿穿就脱？。观念是具有变化性，但它是由人的阅历、学识引发的变化，不是种自由的选择。胡锦涛造一句“科学的发展观”，就把“观”看成为可选可造的了，其实，他这里强调的不是个“观”，他是提出一个要求：建设发展要符合科学。当代流行着的一个词：“政绩工程”，就最能揭示中国建设的真正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