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2日讯】

   文艺复兴是发生在人已经失“本”千余年这个人文背景上，它不能或来不及顾到“人怎么会丧失自己”的这个回答——单讲物质的人不存在丧失不丧失，得从某种条件里才谈得上丧失，这个条件就是人文，即意识，人在对自己的把握里对自己有所丧失。“以人本为”这个思想是以人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本”为条件而言的——这可看出：这个命题只能还归于人的主观世界，只有在人的意识运用里才可能发生对“本”的丧失——如果不是丧失了“本”，又何谈什么复归呢？因此，从教父时代到黑暗时期的终结，是人丧失“本己”的千余年。由于人“本”复归只能发生在一个已经丧失的背景上，人们就只能忙著复归，来不及对人本丧失作出机理揭示，没有机会澄清“人本”的丧失是进化之路上所不能逾越的一定阶段——“人本丧失”是“文明”的一定阶段。

   因为任何纯“本”性事物，蕴含的都是无变化，没有丧失可供考察。只有在变化里，比如在“文明”中，才可能有“本”的丧失或异化，因为人的“明（即意识）”是由“文”所致的后果，所以在“明”里，有一部分“本”并没有被“文”确切地反映，所“明”的并不直接是“本”，而是他物。《论“本”（中）》就专门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定义：“‘本’就是事物之‘是’该事物”，这是不疑公理。“事物之‘是’该事物，是其自身的绝对同一”，绝对同一性里哪来的向“本”的复归？所以社会提出“人本主义”或“以人为本”，就是社会意识到人的双因子性，才有个向“本”的复归：这样，我们就建立了自然之品的人是“是人”；运用意志的人是“做人”，这个人的双因子模型。人之“是人”不存在丧失关系，只有在“做人”的条件下才有“本”的丧失，才可能发现这种丧失，而后才可能发生向“本”的复归。

   至此，我们便有理由向一切关心中国事物的人士呼吁：仅仅“人本主义”这个概念就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不是绝对可靠的——如果实践真有那样的可靠性，就绝不会有中世纪！难道从教父时代到文艺复兴的历史不是人类实践史吗？难道在共产党党校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前的中共历史不是实践史吗？这一命题的完备表达应是：后来的实践是检验先前实践是否是真理的标准。

   因此《论“本”》所要阐明的是：“人本”的丧失需要——实践条件，能处在实践中的人，是已经文明了的人，只有在实践中，（即应用自主的能力之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对本的丧失。可见——所谓丧失，是指在主观能力里的丧失。

   “人本”丧失的条件就是，并且只能是——“文明”。

   它告诉我们：只有在“明”里，才有未被明的东西。该予以“明”的，却未曾能被“明”，谓之为丧失。只有先文明，而后才有实践——服从“明”的生命运动（有目的的）才可能算实践，因而实践或文明是人类丧失“本己”的必须条件。

   若人还未曾文明，处在纯动物的水平，也就是它的“本”的水平，它的能力还叫“本能”，哪里还有“丧失”可言？文明，意味著人通过外来的“文”造成了对世界对自己的“明”。所谓丧失就是“未明”，也就是说用来“致明”的“文”尚且未能达到或偏离了我们的“本”。当然“文明”也是人向“本”复归的条件。“人本”的丧失与向“本”的复归都是文明所造成，但它们却是不同的文明进程。人类若不完成对自己能力的梳理洗涤，就弄不请这里的关系——人类的能力——即我们的意识机能，是一个极为复杂微妙的构造，但在感觉上却又是单纯唯一的。——我们只有凭著感知（经验）才能达到自己，可是只有通过“文（概念）”我们才能将“感”变为“知”，那用来感知心外对象的也是这同一个能力，因而我们的“知”就受到知识中介的限制；当我们庄严宣誓说：“一切听从党召唤”，“为党的事业甘脑涂地在所不惜”时，其实我们的心灵只知外在对象的“党”，至于那“党”是个什么东西，它从哪里获得对人的这种驾驭资格的？是什么力量让人知道“党”的？那力量在哪里？力量本身的存在需不需要条件？——这些并没同时进入知觉——其实只有感知力量的首先存在，它才能听从召唤，感知力量的存在的必须性就与誓言陷于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关系却并不进入感知，因而人的自觉性就总是被心外对像牵著鼻子，异离本己也不得知。

   公元390年德奥菲罗斯主教毁灭亚利山大利亚一个图书馆；415年西里耳教长唆使基督徒异常残忍地杀害数学家希帕西亚；1600年宗教裁判对布鲁诺处以火刑……他们并不感到自己的行为是犯罪，是对文明的反动，还自豪地认为自己是与异端邪说作英勇斗争呢。当毛泽东说“林彪是个娃娃”时，只受要证明林彪尚不成熟，不懂政治这个心理目的的驱驶，正像他题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和“此人（雷锋）还懂一点辩证法”时，只受要全中国把他们当成榜样的心理所鼓动，来不及想想这才是些真正的娃娃，他就犯了把对成熟思想家的评价加在娃娃们身上的错误，他就不知自己已陷自己于深刻矛盾之中了。

   只有这样的矛盾所导致出的普遍危机，才迫使人们把许多同质的经验事实当成认识对象，从中发掘所包含的普遍因果关联的。从许多许多的类同事实里，人们才终于发现：在经验里人们只知去追逐对象，往往就丧失了对自己的把握，把自己从自己的心中扔掉了却还不知道，从而才能发生人本主义的回归进程。

   如果人还没达到文明，则只有本能。“本能”即原“本”之能，那么，原本之能就只是“原本”，像动物、婴儿，能力与“本”处在无间同一中，“本”未曾丢失当然也就谈不上向“本”的复归，还处在连“知”都不能的阶段，又何谈复归呢？只有在“原本”之上派生出一个主体的能力，先完成了能力与本原的分离——且只从能力的角度来看，才可能反观到自己的“原本”。我们的理论是：是文明造成了人本、人性的丧失。

   因为，“明”是“文”在人身上造成的一种后果，那么被明的对象就总要经由“文”的环节，这个环节必然有对人的限制，而后才能发生对这一限制的识别。像人类早期的多神教时期，巫术时期，整个中世纪的历史，共产主义的历史……都是一种纯粹概念意义的“明”——没有可靠对象的概念所导致的“明”，你可以试著为神、上帝、为共产主义……去寻找对象，看它们到底有无确实客体，就明白它们原来只是些空概念，没根，没本。但只要它们进入理性，就被我们赋予与有客体对象的概念相等同的可靠性，它们的功能就能引导我们到一种无“本”的明上——因为它们也是可加意识、可加理解的，也是一种明，不过只是一种只有概念没有客体对象的理解。大多数的研究，学术将之称为异化。一句话：语言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即在文明的进程中，才发生并必然要发生人本的丧失，在丧失之后又将发生对丧失的发现与向人本的复归。

   从这一节的叙述中，我们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呢？

   1、只有在人的主观能力里，在主观能力的运用中才谈得上人本的丧失；

   2、所谓文明是说客观的动物具有了能动的能力，这一能动能力的应用即文明，所以人本的丧失是文明的一种表现，当然它将被进一步的文明所克服；

   3、人本的丧失发生在文明的经验阶段，人因能感知而只去追逐经验对象，结果丧失自身的；因而人本的丧失是文明的经验进程所导致；

   那么，向人本的复归又是什么进程呢？我们马上就进入这一研究——

   本节的任务是区别：人的本己丧失是由于经验直观，经验的直观是经验者直接指向对象，而认识却是把直观获得的经验当做反观的材料，从中抽取出它所包含的因果关联。因为人只有运用了概念才能去经验，人就得被概念所牵引，概念就可能把人引离自己的“本”。人能感知自己，但不是感知自己的“本”，“本”只有通过认识才能发现。本节要阐明：人向本己的复归却不能靠经验直观，而是把经验直观当成对像反过来加以识别，人直接去经验相当于“想”，对著经验发生的反观却是“思”。“思”是人的主观能力中的不同于“想”的另一能力——是认识行为。

   我们说过：人的能动能力是一个复杂结构，在感知上却是同一个：无论感知宇宙事物：天上的云，地上的山，水里的鱼……还是自己身体的生理过程：酸、麻、痛、痒……或者心灵的喜、怒、哀、乐……还是去凭空想像牛鬼蛇神……都得用概念。

   科学的对象虽是些不依意志为转移的客体事实，但这些事实能为心灵所理解，却非要通过心灵创建的概念不可。我们务必得清楚——

   按照概念才有人的心。

   因此，心除非别活动，它一活动都是服从概念。人总感觉是自主的，觉不出自主本身就是在服从概念。人被任何对像所激活，都是在概念条件下的激活——这是人的直接经验，因而能进入我们心灵的就都是对像：只有被概念描述了才能进入。就连我们之知道自己，我们说“我”，也只是把“我”或“自己”这些概念加到感觉上。所以，若不取反观立场，人就只能被概念牵著鼻才子而不知，只去追逐对象，分不出追逐与反观，往往把天然东西与心理东西混搅不分。且不说上古的形而上学者不能区分先验与经验——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就染有拟人观；即使到了今天，我们的理性经受了科学的一再洗礼，却仍旧频频地犯著这类错误。不说一般民众，那些嘴上挂著我们是“精英”、“学者”、“教授”、“作家”的人士，行文中也大量出现：失误、迅猛、腾飞、迷思、庞大、关爱、拚搏、精彩纷呈……等等公母不分的错误：其实“失”、“迅”都是空间描述，而“误”、“猛”却是人的心理；人心所能犯的只有错误，不是丢失；而发展是速度，速度可以有快、较快、很快，迅速，长足的发展……实在与猛无关；“猛”呢？其前可加“英”加“凶”，其后可以补“烈”；腾与飞都是行为，一个是上下，一个是平行，可以腾达，可以飞腾，却不能腾飞；若“迷”了就不能思，在思就未迷；庞就是大，只是多了一点形态性，无论是代表团，还是阵营，都只能说强大，而不能说庞大；……——可别小看了这些错误，从语法学看，只是个用词当不当，但关乎到主体呢？就是个理性的清与不清，这正是纯理批判说的：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不分。而人类的许多重大灾难就是在这样一种不能觉察的理性含混中所犯。以“共产”为例：它关心的是“产”，以“产”为基，“共”是关系，“共”就成为“产”的形态——因而它要维持的是“产”的一种特定（共）形态。马克思或他们弟子们是否问过自己：在这样一种要求或设计之前，事物能被人所感知，不就是因为它们已有形态吗？我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形态原本是与存在同步的，或者就是存在——形态是自在的。人想到给事物设计形态前，事物就有形态！事物的自在形态是什么呢？就是——独立！马克思要设计“共产”这个形态，只是服从了他内心对公平的强烈希望，却忽略了事物的存在本来就是形态的，人要设计形态，就得根据事物自在的形态，不违背自在性，不能只凭主观希望。经济的共产形态既经设定，理性就只能在共产的条件下展开运用，批判的可能不复存在。共产党人只有个如何实现或如何维持“共产”的要求，而共产这个形态在事实上是以取缔事物本有形态（独立性）为条件，这个严重的颠倒并不进入思维。并不需故意地去损人，即使对“共产”的负责就非伤害人类不可了。马克思设计“共产”原理，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没有要作溅人类，幸灾乐祸的主观故意。全世界的共产党政权都是为了证明共产主义正确才工作的，毛泽东要“根治黄河（建立三门峡水电站）”，他发动“大跃进”、他“大炼钢铁”；邓小平两度跑了大南方去“画圈”，都是向人民向全世界证明共产党好，共产党伟大；政权落到江泽民手里，共产党人的全部实践就只是著眼于“政绩”——只有政绩才能证明自己正确，只有正确才能取得统治的合法资格，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只为著证明自己正确、自己有能力而工作。连江泽民生拉硬套的“三个代表”也只是出于证明的需要，而不是对存在的描述。由这些指导所造成的工程一旦完成了证明性，它们就无一例外地全沦为持久的破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