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丰文集：“西北大反日”是民族在寻求出路

我们的民族已处在从深层到表层，处处都在寻找出路这个临界的背景上。仅为一种情绪不会有如此大的召唤力，我们民族已进入到在无所不在的方面寻求出路的时期，这种寻求就像涨满了的水，它要在任何的薄弱点上寻找决口。甚至百姓的柴米油盐都因矛盾的深层化而积累到为民族探寻出路的使命上来了。这种寻求已从理性的自觉普遍化到必然机制的水平。整体民族在寻找出路是这个时代的任务，已上升成为是它在推动人，而不仅仅是人在寻找它了。任何一个可以表达要求的机会都被这种要求所充盈，不会被放过。不过它发生的地域领域使它染上自己的个别色彩了。

中华民族已到了不给它以出路它就要爆炸的临界点。

下述事实都出自这同一进程，它们都是“中华民族要求出路的表现”，不同的只是人类生活画面的广袤与复杂，它们各表现出自身的个别性色彩罢了：辽阳----大庆工人的卫权行动；各地失业工人的罢工及其演化成与官方冲突事件；各地官商勾结造成的强迁上访、强迁自焚；甚至香港“七一”游行；各地农民不堪忍受横征暴敛发动的小规模暴动；赖长星案以来的中共上层的拉锯斗争；从中共十六大开始的中共两个中央的表面化；胡锦涛出任元首以来的个人表现；此次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气氛，会后江狼的死皮赖脸……各地的矿难，爆案、金融陷井……连同纯自然灾害的沙化、沙尘瀑、非典瘟疫……等等，其实都属于民族在寻求出路这个进程，是这一进程的具象表现，本质上都是因民族没有出路而引起的。某一具体事件当然是有它的直接导火索，它所展现的主观愿望未必是它的动力泉源。它可能与民族要求出路的进程一致，也可能不尽一致，甚至有某种掩映。

所以我们觉得似乎不能用具体的眼光来评判西北大学事件。这一事件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是它的临界限制，在临界限制背后有一种强大的思想暗流，是不是在对所有具体事件的研究中都应注意到这一点？须知，我们生存其内的这个社会到处都是“一触即发”了，就看“发”的触点是什么了。问题在于如何让这“一触即发”连成埋葬黑暗的普天火焰。

当然，不能说我们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么大一个民族，其文化是不会被消灭的，民族不会亡。但沉积其机体内的矛盾太深太厚，它已漫延到机体的所有方面，不只是表层化，已经普遍化，彻底了：我们所能看到的，我们所看不到的；足可举，却不知何处落脚。国家是这样，共产党是这样，地方是这样，民众还是这样。

共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透视出：到了从根本上给民族以出路的时候了，否则这个民族就要爆炸。会后透露出的消息可以看出，共产党的两个中央正绞劲，两个中央的对峙恰恰是民族要求出路的证明，民族不可能从共产党那里找出出路；共产党也不能给自己找出出路。乔石、李瑞环、尉健行等对江泽民的鞭挞与嘲讽，对胡温的肯定，可理解为是从他们方面感知到这种出路的压迫。到会者对江泽民个人，对“三个代表”，对上海帮的置疑，其实也是对出路的要求。江赋民实已无招架之力，他只是借着自己不知个羞耻在那里死皮赖脸，从常人到上层，也都是正人斗不了泼痞，倒不是江泽民的能耐，而是他在常人之外，他是一个变态者，正常人无法与之相对……他的行为又恰恰证明他对出路的迫切——需知：江泽民也需要出路！因为江泽民已经没了退路，没了出路，他才更无廉耻地不肯休息，他已清楚地意识到：他的上海帮也未必能给他后路：他的后路只能押在他的肉血上----他不趁这二三年可靠地按排了儿子，无论权落谁手，他爷儿三的命能保不能保都大有问题。从江泽民自己方面他感到是被逼到了极点，他极力地在寻找他不被处死，不被审判的出路。但越找越窄，越窄越固执……

中国各阶各层都在寻找出路，每个行动背后的动力：

只要能表现，能发泄也是好的！

事件的主导者并不必然地了解自己在干什么，或者至多了解可直观的方面，并不洞悉自己得以其上的动力背景。

西北大学事件证明了中华民族已处在催生的临界点上。对这一事件表现出的不成熟之处只能神领，意会，只能理性概括，不太适合用贬抑的词来指责。

正是这种日益高涨着的自寻出路的动力，在每一天都发酵出数不清的事件，至于这些事件自身的色彩就看发生它的领域地域与直接矛盾了。任何能够让出路要求获得表达的机会都不会被这个高涨着的进程所放过，都将被点燃。

它告诉我们“共产主义”是有限意识，它无法容纳人的类价值，不让中国自由地淌漾在人类普世价值里已经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了。

十五年前八九民运所要克服的是什么呢？就是共产意识形态对人类普适价值的限制——那不是一场局限在我们民族的风暴，那是共产世界向人类的回归进程，它证明的真理就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人类！

埋葬共产，这个人类历史任务一天不实现，斗争的烈度就加剧一天。

西北大学事件要求每一关心中国进程的人士应以更敏锐的眼光关注国内事态，要用“民族出路”这个背景来把握每一事件。

新世纪 (11/3/2003 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