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实践条件下，是可以而且常常发生代表关系的。——但必须有“实践”这个条件。就是说，只有在心理做原因这个前提之下，所发生的事件才算是实践。这个条件揭示——纳于实践的全体分子都以理性为底线，因此在任何发生“代表”联系的场合，都必须有鲜明的际间性。

   “际间性”是我们理论的支柱概念之一。

   只有把研究对象还原到它的际间，既不是孤立地被研究，也不是在它的“类”以外被研究。“际间”之所以具有可靠性，是因它揭露的是关于事物的“是”——即根源上的的联系。

   单一的事物没有联系，不是机制的——肯定“无表可代”。任何有“代表”关系发生的场合都是机制关系，一个齿轮作不了功，两个齿轮，才能卯榫相扣，“相扣”这就是“际间”。——只有在“际间”才能作功，而“代表”恰恰就是为了作功，是如何运用理性的机制。如果没有“际间性”，它到哪里机制去？又对什么作功去？

   “代表”是“际间”的，就是说，任何发生“代表”的地方，都必须析离出——1、被代表者；2、代表者；3、不能被代表者；

   且，这三个成份必须能还原进同一个“际间”联系里，是对着“不能被代表”而言的代表与被代表；也只有在“际间”才建立起它的价值必然——代表着被代表者与不能被代表者去发生作用。

   你无论干什么，你得对着对象干，只有与对象同处在“共同之场”你才能对它作功。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取消了理性共同性这底线，取消了“共同之场”，他的文本呈显是对着无意识的，不能抉择的兵马俑们的代表。因为理性一旦平等，“代表”是被授予性的，“被代表”才是真正能动的，授予的。“三个代表”的逻辑陷阱就是——它完全是一个主体性表达——是语法学意义的祈使句，非陈述句；是“要去”代表，即“抢”和“霸”，正是它的语义学的非被授予性，而揭露出它的法理非法性。——谁都不能从江民文本里析离出“代表”资格的被授予性，际间性。

   因此“三个代表”文本自揭露为法理非法！它传达出来的只是代表者的自封，单厢情愿——是代表者说代就代，想代什么就代什么的长驱直入，肆无忌弹，为所欲为。——没有被代表者的拒绝代，反对代的保证就不是“代表”。

   “代表”是个际间概念，它的际间性在哪里？总的来说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到这江“三代”，一个共同的错误都是取消了际间性，他们把际间事实拿在际间之外，使事实不是处在它所属的际间里，比如：只有在党际之间才能建立政党。共产党却不是际间而是超际间，涵盖际间的。因而它在本质上便不具有政党的本性，只有驾驭性。马克思的错误不是犯在他的考察上，而是犯在联结上；即便正确的认识成果若用在胡思乱想的目的上照样是恶理，歪理、邪理。冯友兰说跑在叉路上的人跑的越快错的越多。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歪门邪说，实践已经证明。他的正确性是正研究以内的，它的有害性是他那个必然之理的“共”。“共”是一个取消际间，取消背景，取消前提的，最狭窄、最封闭、最排他的概念，它就陷自己于与它要修饰要限制的中心语——“党”的绝对立中。

新世纪(1/28/2003 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