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爱国主义正借着现代媒体技术制造新的话语霸权。它们东征西讨，犹如当孔子的国际霸权主义－－请鲁君伐田成子（弑君自立）一样，担当着一种虚拟的道德义务；也仍如大政治家刘启那样地聪明－－“食肉未食马肝，未必不知味”，回避一个核心问题：欲倡爱国必先爱人。
   
   于是，伪爱国主义不仅是反现代性的，也是反文化性的――不爱人则无从“率兽食人”的孟轲定理中脱味出来。简言之：不优先界定个体尊严的集体主义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问题在中国从孟轲时代至今仍未解决！

   
   更为缺德的是：伪爱国主义一直利用着权力优势剪辑历史。拼接现实，构造一元化的表达模式。所有的抗日（无论是战争的还是言论的）都必然上升到一个所谓的爱国主义层面。
   
   历史绝非如此简单。在战争抗日的时代，在冀中到冀南一带始终流传一句民谚“原让鬼子烧了房，不让八路叫大娘”。然而，以口头文学存在的认识，早已被边缘化了。没有任何正式与非正式的媒体来挖掘这一论题。
   
   为什么老百姓（社会的多数）宁愿选择“烧房”的后果，不愿获得“大娘”的尊称呢？因为，前一种只是财产的损失，后一种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毫无疑问，八路即抗日的团体习惯于用百姓群体为赌注，而百姓即无法确信自己在这场赌博中获利，更无法预测损失究竟有多大－－八路跑了，鬼子来了，是杀几个人呢还是灭村呢？
   
   推广而言，政府既然已经收了税，那么对外事务它要负全责，动员百姓起来抗击入侵者是一种转嫁成本的行为。成本转嫁，靠得就是煽动性宣传！与此同时，爱国主义煽动不只是转嫁了政治成本，而且强化非伦理性统治，所谓“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云云。
   
   与此同时，当政府无法承担政治成本，替代品又趁机聚敛暴利时，个体也就在不自觉间承担了他们生存局域内的所有政治亏空。
   
   观察我的家族抗日史，就完全能说明这一点。
   
   日本人进驻县城后，派中国的助理人员（也就是宣传术语中的“汉奸”）到乡下收取钱粮。我们村子中间有一个十里八乡闻名的大茶棚，那是富人们消遣的地方。我的伯父固定地占有一个席位。但日本人的中国助理人员，一定要（临时）占据这个席位办公。
   
   于是，两人进行斗殴。城里人当然打不过乡下人，但城里人也许出于理性－－“好汉打不出村去”――并没使用枪枝。不过，他扬言：“等着瞧。”
   
   没办法，我的伯父与他父亲（即我祖父）演了一出“双簧”：父亲因为儿子买了当时罕见的物品（自行车）“吵了一架”，儿子抛别自己新婚不久的妻子“出走了”。
   
   他参加了八路军，在地下兵工厂工作（对外叫鞭炮厂）。但他的富家子弟的生活习性难改，春节时思家，抽起了香烟。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发生了：地洞里的炸药爆炸，地上的房屋升天。所有的人（包括不幸房东全家）除了一个在村边拉肚子的他的同事外，全死了。
   
   由于我伯父是事故的肇事者，我们家当然无法在日后拿到“革命烈士”的牌子。（在我的记忆中，有人提供了变通处理办法，被我父亲拒绝了。）
   
   在本质上，能否拿到“革命烈士”的牌子并不重要，而是伯父的抗日行为与爱国主义完全无关，他只是为了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已。
   
   这个事也增加了作为地方首富的我祖父对间接造成伤害的占领者的仇恨。他允诺给他的亲外甥提供一车粮食资助，去到一个叫动员会的抗日机构换职务。交易顺利地完成。然而，一种事后追究发生了：占领者以我祖父资助抗日为由，逮捕了他。（他坚称是让外甥代卖的而不是资助）。
   
   为了保住他的性命，家里人卖掉大部分地产并动用积存的金银。他人是得救了，但从此在当地“富人排行榜”的前列跌落到底部。
   
   多年以后，我父亲还在为这种跌落而庆幸：尽管起初我们被定为“破落地主”成份，还总不是地主，也为后来申请改为“上中农”打下了基础。
   
   也许从我祖父和我伯父的抗日之初开始，从来就没想到在以后的政治分肥中得到什么，并且，我祖父在发生家庭重大变故之前与当地的所有富人一样，用顺口溜讽刺八路说：“八路军瞎胡闹，满身虱子一脚泡。”
   
   是什么动因促使他与“一脚泡”们达成最低程度的一致呢？是他对自己生活方式遭到破坏的一种愤懑。
   
   有鉴于此者，我要对那些伪爱国主义者们说：简单地政治化约将遗害无穷，我不希望你们拿人民（百姓或公民）当你们新的赌注。当你们宣称有两千万参加新抗日时，两千万不过十三亿的1.5％，你也没有资格拿其余98.5％的人的生活方式当赌注！
   
   最后，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无耻等量代换为别人的“愚昧”。
   (4/27/200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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