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国外华人学者们一直对“胡温新政”实行的“保先”政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认为“保先”是中国社会“向左转”的风向标。其实，细细观察1960年代与1990年代的两次“社教”及其结果，就不难发现：中国已经不存在“向左转”的社会基础了。

   1962年，毛泽东在不考虑“大跃进”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并未消除的情况下，发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果使1960年下半年至1961年底从“大跃进”灾难之后的经济恢复遭到重创。从政治博弈解度看，这是社会主义原教旨派即“极左”如林彪江青两大集团兴起的政治依据，它以刘少奇主张现代化的经济理性主义集团的全面政治失势为斗争代价。

   尽管由于言论控制的结果，没有社会反应的记录，但是从中共党史的总结性评价可以看出：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到1965年底的“社教”运动，是不得人心的；这件被列为中共党史80件大事之一（第52件），得到的最终评价是“尽管它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使‘左’的错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简言之：1960年代上半期的“社会运动”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长长的序幕。准确地说，所谓“十年动乱”的概念是有问题的，“文革”的广义概念应从1962年的“社教”运动计起即中共党的8届10中全会毛提出“社会主义教育”开始。

   遗憾的是，这是国内外绝大多数“文革”研究专家所忽略的问题。只有英国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对此有所注意，但他的定义又过于宽泛。因为此处已经超出了本文的叙述范围，不再详论。

   1991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一种思想教育方法，再次被使用。从表面上看，它是1989年政治镇压的一个后续──为反对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与作风”。当局鉴于1960年代“社教”的政治后果，声称“不搞运动，不搞人人过关”，但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几乎是人人都得写思想汇报。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的汇报（反思材料）中写了自己两条不符合社会主义思想的地方：一是，不注意遵守银行制度，以乡情为重，帮助村里的各类业主支取大额现金（当时有《现金管理条例》）；二是，爱喝酒，喝多了影响了正常工作。

   在国家机关（国有银行也算）在开展了形式上的大规模“自查自纠”后，开始抽调人员到农村搞“社教”（仿效1965年1月毛的“二十三条”之作法）。到农村去的机关干部，碰到了尴尬的难题：村干部怕吃喝费用增加，不是拒绝（乡派）“社教”队进村，就是躲起来不见。当时流行着一套顺口溜：“村里来了社教队，一天一瓶古遂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村里没经费…”〔古遂醉是当时的河北名酒，产于徐水县。〕

   有了百姓如此评价，“社教”的结果可想而知了。有趣的是，当时被抽调的社教干部都是在单位上“不吃香”的那些人。比如，我所在的银行抽调的是转业军人——因为他们不懂业务，在单位上是“闲人”

   从政治操作策略上看，当时的1991年开始到1993年初结束的“社教”表面上是一个反自由化方针，但在实质上是对1989年政治镇压中的“负面问题”进行解决──以社会运动形式解决学生们所指责的腐败问题。然而，那次社教对腐败的发展没起到任何作用，反而是越来越烈。当时几乎听不到一件高官携巨款外逃事，到今天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了。有人称：“文革”把人整精明了或者教坏了──没有人再愿大无畏地揭露、批判他人；但在公共选择理论内看待这一现象，实际上是人越来越理性。因为任何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都不可能实质性地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运动，不等于良好的制度框架！

   今年春节时，朋友闲聚，席间自然少不了“政治闲谈”。在政府部门某局的一位中层干部告诫我要低调：“写的书能出了，出了赚了钱，养活老婆孩子，就行！国家的事儿，咱解决不了！”我反问他：“你们党的总书记讲了加强执政能力的5个方面，你讲出两条儿，我自罚三杯（酒）”。

   朋友说：“我没你那份闲心，再说，不该我知道，我也不问。”

   ──这几乎是一个山海经式的故事：他把“5个方面”当成了党的秘密文件！

   中国社会已经全面庸俗化即个人理性趋于完全，试图发动一场全面“向左转”的运动，已经不可能了。毕竟中共作一个“精英党”（党员7千万占13亿人的5.38%），是社会的少数；在另一端，每一个党员又是社会庸俗化个体即理性人──“养活老婆孩子，就行！”之论，准确地体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