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跻身经济学家行列，乃人生一大幸事，而此中又以研读了相关的宪政学书目为“意外收获”。
   
   尽管在同一学术场所多次与刘军宁见面，但没互相说过一句。不过，他和王焱、贺卫方主编的那套《公共论丛》却深深地影响了我。现计存有该论丛五种，即《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1995）、《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1996）、《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1997）、《自由与社群》（1998）、《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1998）。这套书对我的影响是深刻的。至少是我由一个敢公开自称的经济学家的人变成暗中自诩的“思想家”。
   

   此五种，我对《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读得最透（按购书顺序这是第一本），抑或说：由于它，我由经济学家变成了“思想家”。
   
   第二本（仍按购书顺序）则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它扩大了我的知识边界，也是我在《经济消息报》上写《告别经济学》的原因之一。当时经济学作为显学甚嚣尘上，我也曾大赞“经济学帝国主义有何不可？”，但单靠经济学解决不了我所焦虑的问题，尽管此时我对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已经“吃透”。
   
   由于以上两本书的影响，以致于我对刘军宁发生了“个人崇拜”，有书必读。他翻译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我读得很细很细，直到被抓以前，这本书还在办公室里，而且至今办案单位仍未归还。可以推断：在我被抓后，刘军宁被“点了名”，与我细读他译的《第三波》有关系，正如茅于轼被点与他写给我的信有关一样。我无意就此吹捧自己，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拿到刘军宁名片并借此炫耀自己认识名人的“资本”。然而，《公共论丛》并《第三波》当是刘军宁无意间送给我的最好名片。
   
   如果说《公共论丛》是一套很好的“自学教材”的话，那么梁治平、贺卫方主编的《宪政译丛》则是不可或缺的“辅导材料”。手头共存有它的四种（五本）：《宪政与权利》（1996）、《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1996）、《宪政·民主·对外事务》、《自由秩序原理》（1997，上、下册）。
   
   按学者们评论，当以邓正来译的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为最好，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对哈耶克的理解已经很深－－我认为《通向奴役之路》已经非常准确简白地表明了这一切。于是，阅读精力便集中于《宪政与权利》。
   
   翻检旧书，之于个人固然欣慰；然而之于中国宪政的现实，只有报以长长一喟。九十三年前，即1912年4月，梁启超先生在《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中论曰：“欲行完全政党政治，必以国中两大政学对峙为前提。”时任副总统的黎元洪也认同梁先生的方针，云曰：“国宜有两党……以两大党对峙为原则”，云云。
   
   九十多年过去，梁黎一代也成了古人，但宪政对中国人来说仍是个时说时新的话题或曰奢侈品。喜乎？悲乎？无由自竟！
   
   知王怡兄再开宪政论衡，甚为高兴。与王怡也是一面之交，虽有共同存照（另有刘晓波、余世存、余杰）之谊，但亦未相谈一言。以我之觉，早已神通。王怡兄虽作的是古人事业（续梁黎之论、竞未期之业），岂是孤独之行？刘军宁、王焱、贺卫方、梁治平等兄已鼓吹在先，更有我这等自诩的野逸的“思想家”相呼应，何愁事业之不成！
   　　　　　　　
   2005年2月20日写于小城泊头寓所绵逸书房谨贺宪政论衡再次开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