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文集：艰难的追寻；从历史到精神*—

艰难的追寻；从历史到精神*——为什么我们要皈依上帝
前言：寻找者的话题
   “找寻历史上的耶稣”，这命题的本身就是具有伟大的宗教热情的话语，远超乎历史的与神学的分野。高峰枫先生对约翰·多米尼克·克罗桑和保拉·弗莱德里克森著作观点的介绍，也远远超乎书评的“广告性”[高峰枫，2000]。这不仅是因为高峰枫的文章可使对宗教历史知之甚少的人们，免于无从读起的苦恼，而且更在于文章提供的知识性与启发性（包括文章缺点所留下的启发性），使得热衷于文化比较（批评）的研究者不得不重新思考一句很易被忘却的“原则”：不了解《圣经》就不可能了解西方文化。递进而言的是：不了解《新约》的实质，就不可能了解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近现代西方社会”，尽管“西方”这个概念在后现代来临之后，已显得无多大意义乃至苍白无力。况且，（可以针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而言的）对宗教知识不甚了了之状，是个不争的事实！在大陆尤其如此。
   “后现代”有时被误读为后殖民，但就人类精神的总体来说，在解构、颠覆、碎片化这些状态呈现后，后现代所企求的完全化的个体就不需要一个精神内核了吗？问题的答案很富哲理性：在当代基督教神学家看来，正是后现代主论打开了人重新复归于上帝的通道。也就是说，基督教神学家也一直利用人类自我作主的失误来劝导人为类重新皈依上帝。[李翔海，1999]。

一、耶稣因“危险”而伟大
   “上帝”及其子耶稣在“上帝教系统”是以《圣经》（新、旧约）为基本描述图式的，代表着一种彼岸的精神，用于衡量此岸的生活。此种彼岸性（广义的“上帝”）在佛教、伊斯兰教那里，同样重要。不如是，何以社会越现代化，宗教现象越加复杂化呢？所幸在细读高峰枫先生文章之后，可以回溯到董国强先生（他自称是一个“无神论者”）关于美国当代宗教状况的介绍文章，他说：“就美国而言，宗教现象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达和科学的昌明而趋向灭亡，是十分明确的现实。” [董国强，12000]
   与美国的情况相对应，伊斯兰世界关于宗教作用的认识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放下简单的政治评论，从本·拉登与塔利班的结合，人们也可以看出宗教于当代世界不仅没衰弱或消亡（被解构与被颠覆），反而更加兴盛。不管这种文化现象是被称为符合文明社会的，还是反对文明社会，人类都怀着对彼岸精神的向往。这种向往正是对此岸的不完全性或合法性消解的恐惧的表现。在林国基先生看来：一旦宗教崩溃、信仰消失，人们的精神不再有彼岸的支撑，此岸世界便窃得了上帝之权柄；而个体价值只能在此岸体现，不能不服从此岸的秩序与权威，专制和奴役便可乘虚而入。[林国基，1999]
   林先生引述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社会前的状况的描述，几乎说到了许多“今天”还能看见和感受到的现象与精神状态。比如：人们变得极为相似却又漠不关心，分割成许多集团，彼此对立；又比如：很多启蒙思想家由于得不到贵族的平等对待，而满心怨恨。在托克维尔看来，消除怨恨的最佳办法莫过于信奉宗教。
   宗教不可能被逐出现实的世界，乃至于不可能为后现代所解构与颠覆。相反，它对现实世界即此岸的制约性是极为有力和主动的。在耶稣的时代，宗教领袖们远非像现代的基督教利用人类的失误（如核战争的威胁、环境恶化的压力），来劝导人类，而是在方方面面对此岸的进行批评、驳斥，以致于不见容于统治集团如罗马帝国上层和世俗权力阶层如希律党人和法利塞人。耶稣最终殒命，也完全因为是一个具有强大的批评力量的精神领袖之缘故，并且在受到损害的对方来说，他是一个十分“危险的”精神领袖。对于罗马帝国及利益相关集团来说，最危险之处不在于他的过激行为，主要在于他明知自己的事业是以生命为代价的，他还要去为。他对自己将受害而死的预言说给追随者，那无疑是对俗世权力的最大挑战。阅读过罗马帝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基督教取得合法化之前，许多教徒不惧于迫害，在没被控告的情况下，主动自首，求得以生命换取信仰的光荣。此种举动，完全是对耶稣献身行为的效仿。
   统治者的短期效用目标，终于使这位精神领袖实现了自己的预期。但是，前者从来就没考虑到后者可以复活。无论这“复活”是真的神迹，还是基督教集团的一场政治策划，但此后的罗马帝国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最终宣布它的合法化。其间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时间。
   耶稣事业的历程使统治者与既得利益集团能深感到他的“挑衅”性，《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对时代的批判：“哎！无信败坏的时代，我同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我容忍你们要到几时呢？”（17：17）这样的言论与其说是发泄不满，勿宁说是对旧秩序的革命之宣言。
   不惟如此，耶稣对罗马帝国统治秩序的实质蔑视，还来自非常细节化的技术处理。高峰枫先生所引的“对罗马政权却不做正面攻击”，在实际上说明的是其双重身份即双重合法性的地位不可动摇。大卫之子的人性与天主之子的神性高度统一。当然，在智性意义上，“凯撒的就应归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马太福音》22：21）说法是件杰作。因为若明拒纳税，等于授希律党人以把柄，由于他们拥护罗马人的统治，会去罗马人那里去控告耶稣；如果劝人给凯撒纳了税，必定得罪于百姓（信众的来源）乃至于法利塞人，因为他们不愿接受外人的统治。七个祸哉（23：13-29）表面上是指斥“经师和法利塞人”，实际上也是对罗马统治的全面否定。与“无信败坏的时代”之评价，前后连接，相互相应。第一项有两种说法，即：“你们经师和法利塞假善人！因为你们给人封闭了天国：你们也进不去，也不让愿意进去的人进去。”（此其一），和“你们经师和假善人！因为吞没了寡妇的家产，而以长久的祈祷作掩饰，为此，你们必要遭受重罚。”（此其二）。
   何以后者能为前者的替代存在，至今尚无可见的考证。至少像我这样的非宗教（史）学者还没有周详的了解。推测而言，替代说法正是对罗马统治两支柱之一即税收体制的隐喻性攻击。在爱德华·吉本的著作里，我们能读到这样的评价：对于罗马帝国来说，最重要的两项事务就是秩序和税收[吉本，1771-1772；1997]。在《马可福音》中，涉“寡妇”的事例，则是称赞穷寡妇对耶稣的经济支持（12：41）。富人投的多不如穷寡妇投的少受称赞，显然是在以道义为动力，尽可能聚集起传教所需的经济资源。毫无疑问，这是对罗马统治下的经济资源的争夺。在耶稣的时代，税吏的职业是受人唾弃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是罗马统治者的赋敛工具。《马太福音》说：“我可把这一代比作什么呢？…一个贪吃嗜酒的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11：16-19）。而身为税吏的马太却被耶稣召为门徒，个中意味是平常人所看不懂的。“耶稣从那里前行，看见一个人在税关那里坐着，叫马太，对他说：「跟随我！」他就起来跟了耶稣。”（9：9）。马太在写作第一福音时，却不避讳自己的原来身份，加“税吏”二字于“马太”之前，由此反衬出了耶稣的感召力。将马太税吏的出身与后来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马尔谷的文人出身相比，也可窥见耶稣的说教由低层社会向知识阶层渗透的成功路径。马太是耶稣亲召之徒，马尔谷则是宗徒的亲传弟子。
   由此可见，耶稣这位精神领袖对既存秩序有多么大的影响。
   高峰枫先生所引弗莱德里克森的判断是很能说明问题的。逾越节几十万犹太人云集耶京，罗马人受到了震惊。但仅要以此来说“对耶稣以前的传教是听之任之”，是不全面的。听之任之很可能是表面上的。其一，在什么是凯撒的、什么是天主的智性辞令希律党人尴尬之时，还有“他们听了大为惊异，遂离开他走了”的结果（《马太福音》22：22）。希律党人会将此报告给罗马人，因为他们忠于罗马的统治。其二，犹大对耶稣的出卖，并非“即兴表演”式，这里存在着罗马人从耶稣集团内部分化的战略效果。因为犹大的出卖行为发生在逾越节前，“从此他便会寻找机会，把耶稣交出”（《马太福音》26：14-16）。其三，如果说对犹大行为的推断缺少史料，那么两次增饼的戏剧性效果，不会不使重秩序的罗马统治者有所警惕。第一次聚集的人数，“除了妇女和小孩外，约有五千”（《马太福音》14：13-21）；第二次则为“除了妇女和孩子约有四千人”（15：32-38）。两次都不是偶然的事件，此后耶稣也借两次增饼的事例告诉门徒不要愁于困难。这充分说明耶稣对自己的事业具有远大的领袖眼光。他不仅不畏于将到的生命被消灭，还放胆预言死亡与复活。已有的成功的激励，不仅使这位伟大的精神领袖不惧于罗马统治者并希律党人的权力，而且也表现出了廓清教内的冲动。弗莱德里克森对“赶出圣殿做买卖的人”一系列行动表示不理解，显然是个非常遗憾的结论。在纳税于凯撒还是天主的智性处理中，也不难看出耶稣意欲争取法利塞人的努力。但最终让他失败，所以他将假经师与伪善的法利塞人合在一起，言之以祸戒（惧）。

二、幼稚的迫害
   任何革命性的运动，发展到的蓬勃阶段，都无可避免地产生内部整肃或权力重组，这几乎成为人类精神运动史上的铁律。
   廓清与整肃行为也为日后悲剧的发生打下了伏笔。对耶稣进行逮捕的首先是犹太人，之后才有公议会的决定：将耶稣交给罗马总督彼拉多。这也可能是彼拉多与犹太人公议会共谋的结果。按当时的法律程序，由祭司、经师和长老所组成的公议会，虽然有权给人定罪，但无人判处死刑的权力。结果是由彼拉多行使了处死耶稣的法律权力。在耶稣被交给彼拉多之前，受到侮辱，因为他承认自己是默西亚，天主之子。这种回答令大祭司难以忍受，他撕裂了自己的衣服，说：“他说了亵渎的话。何必还须见证呢？你们刚才听到了这亵渎的话，你们以为该怎样？”众人的决议是：“他该死”；第一审就有了结果，人身侮辱随之发生：众人遂向他脸上吐唾沫，用拳头打他；更为严重的是，另外一些人用巴掌打他的同时，还说：“默西亚，你猜猜是谁打你？”（马太福音）26：62-67）。连打带问的戏弄性、羞辱性，夹杂着强烈的报复心态！即对这位自称“默西亚”的人的试图廓清宗教的行为进行报复。怎能无此羞辱？——因为，他敢称为“默西亚”，就意味着将取代犹太公议会的权威——大祭司、经师和长老统治被宣布为非法的，成了革命的对象。所以，才有了大祭司气急败坏的撕衣动作。
   在罗马统治者看来，他是个危险的精神领袖；在犹太公议会即得利益集团看来，他不仅是个危险的精神领袖，更是“阶级敌人”——强有力的平民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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