妞妞事件毫无疑问是公权私化的一个代表，也是江山主义的代表，更是国家设计悖论的典型代表。因而，作为一个制度经济学家，从制度伦理与制度运行上，我将它定义为“新三个代表”。

   公权私化已经是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文化）司空见惯的现象，大家猛批妞妞利用父亲所握的公权（至少是公权的影响）来推动作品的销售，其实回想一下八十年中期以直到现在的公车私家化，我们就没有多大理由再对妞妞口诛笔伐了。据悉，最近有一个地方出台了公车贴标志的廉政措施，以让人们揭露公车私用的行为，一时间各地效仿者甚众。然而，“愚民”们为之欢呼的时候，却忘了一个最基本的提问：究竟多少公车是一个合理数量？为什么经过了那多次整顿，公车越买越多，越坐档次越高？

   也许公车私用的例子太小，再想想不久前的刘涌事件，法律私家化到了什么程度？

   公权私化是专制主义的必然结果，法国历史上的“三路易时代”已经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比如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尔夫人，动用国库花费一亿法郎修建了用于寻欢作乐了“鹿苑”。这种明目张胆的无耻的一个直接结果就上层社会信仰的消失，随后是底层社会的憎恨情绪的膨胀。在另一端，为了维持公权私化的分利格局，必然要对最讲道德的群体与阶层找借口进行镇压、屠戮，所以三路易时代就是对胡格诺教徒疯狂迫害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的皇皇帝国亡于公权私化的典型特征就是宦官专政，其为最烈者一是东汉、一是明代。由于篇幅所限，不展开来谈。但人们不能忘记：宦官专政作为公权私化的代表，它必以钳制言论为要务。一句话：宦官集团还是戈培尔主义集团－－掌握宣传，制造谎言；掩盖真象，强奸民意！

   现代版的宦官集团就是宣传垄断（分利）集团。

   没有江山主义传统的流传与盛行，也许就不会有妞妞事件。江山主义的精典话语是“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自己的孩子好用”。

   在经济学意义上，江山主义是一种内部人交易，也是一种局内对策的自分利（肥）机制。这种机制早已存在，他是中国自古（特别北宋之荫补）至今的一个文化痼疾，百姓讥讽机关单位“外甥打水舅舅喝，嫂子小姑坐对桌”的现象早已普遍化，妞妞事件不过是把原来的意义予以了广义化。

   江山主义是公权私化的一个纵深诠释，它导致了一个社会整体效率的下降。因为，首先，在江山主义目标下，公共目标必被内化、异化为小集团（团伙）目标，他们要有选择地贯彻公共目标的分解；其次，江山主义排斥他们设定的那个“局”的局外人进入，使整个社会以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为真正游戏规则。

   所幸，妞妞的影片上座率不高才使事件的信号更加扩大。然而，我们是否考虑过那林林总总的受禁的影片（包括各种纪实）若有了与妞妞影片机会平等的条件，对我们这个社会是怎样的一种收益呢？

   不在于妞妞的影片质量好坏，而在于它自觉不自觉地排斥了其它潜在的市场进入者。从伦理学上讲，这是对公义的一种藐视；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讲，这是一种社会效率的漏损！

   一言以蔽之：江山主义是成本最高的管理国家的方式。

   无论公权私化还是江山主义，它们都是一种国家悖论。

   这让我想起了利比里亚的国家案例－－那个国家起源于一帮有民主理想的人的道德冲动，但在国家建成后，那帮有民主理想的人开始用专制主义制度掌握国家。在那个国家里，有两个社会学特征：一是统治者的权力保证即执政地位成为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二是底层社会热衷于缺德性炫耀，违法乱纪（如不纳税与闯红灯）是提高社会声望的必要手段。

   有关报道说，妞妞的母族权力地位非常耀眼，她外公、外婆是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的创始人（老红军）那一代人。我想：她的母族的先人们最初是不会想到这个悖论状态的。

   妞妞事作为国家设计悖论的一个代表性表现，它不过等于给毛主义重新画了一次像！

   毛泽东当年（1920）在《新民丛刊》合订本上的空白处写下了他掷地有声的民主建国理想：“正式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后来呢？他有意识地背叛了自己的初衷，重演了利比里亚国家案例；同时，也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放在了政治窃贼的位置——坦称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

   妞妞事无疑给全民包括那些仍活着的国家创建者（如妞妞的外婆）上了一堂政治课――凡是不希望中国重演路易十六悲剧、凡是不愿重复汉明之亡于宦者、凡是不想在利比里亚式国家悖论中挣扎的人们，应该作一个什么样的深刻反省？！

   我们应该深刻地批判新三个代表――批判经济腐败主义的代表即公权私化，批判政治格雷欣法则的代表即江山主义，批判国家设计的窃贼主义的代表即利比里亚式悖论。(12/8/2004 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