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先生以昝爱宗行政诉讼败诉为例，因小事，说大道理（见《当代中国研究》2003冬季号），我完全赞同。但是在此，我不想细论所谓“严打”的现实意义如何。只是想说（一）严刑峻法，并不等于依法治国；（二）惩罚过度的成本，必由全社会分摊。
   
   盲目崇拜法条的作用，是不可能达到法治化的。且不说形成现代法治国家，就是复现古代的“承平之世”，亦是虚妄。秦、隋两朝，法条深密，但何以在短暂的强大后，迅速灭亡了？对法条的盲目崇拜，必然地导致惩罚过度。中国历史上的酷吏现象，不能不让人深思！
   
   简单地说：惩罚过度的理论依据是法条崇拜，法条崇拜的现代政治理念是国家全能主义！

   所以，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及学者，我主张：要想改造中国，使她走上真正的现代国家之路，首先要改造国家理论。放弃国家万能主义，反省国家暴力学说，构建契约论国家主义基础。
   
   好在，这方面已有人在努力。康晓光先生率先从侧面上否定了国家暴力论的学说。他的合作主义理论，不能不说是一个思想性进步。有人说康是“新左”。依我这样不折不扣的“新右”（自由主义）是不会认同他的。但无论如何，他的理论的提出证明暴力主义国家理论已失去了现实依据！
   
   再也不能按着惩罚过度的历史习惯走下去了。现实中，社会为此负担的成本太大了。如果有人（我建议体制内的学者）去调查一下监狱里二次犯罪以及社会重大恶性事件，与惩罚过度的内在联系，那他们就会明白无误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惩罚过度的成本，最终要由社会来
   承担。
   
   国内报刊为了炒作，有的登出了靳如超在监狱里写的日记片断。日记上记到某个人如何欺服他（包括他违了规，如何惩罚他），他打算报复。总的结果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了：他制造震惊国内、外的石家庄爆炸案。在这个意义上，包含了法条的惩罚过度的各种惩罚过度如亲
   情的疏离性加重惩罚（故意侵犯他的财产权）、法外加虐的所谓“矫正”型过度惩罚，都是构成过度惩罚的内容。
   
   特别是服刑犯人为了换取减刑的机会，不敢对过度惩罚（如遭狱警殴打、罚跪）做出维护权益的反应，形成压抑型报复心态。
   
   举个“特小的例子”，让众人更明了此中道理。2003年4月份，有石家庄本地刑侦人员到监狱里让我辨认一个刚刚释放的人的字迹。原因是这个刚出狱人有可能是一连串报复社会型凶杀案的凶手。此人因故意伤害被判了5年，勉强减了4个月的刑。按他自己的说法：案发时，
   家里要是有1万块钱，可以不判刑；现在，要是有钱，可减1年的刑。他并扬言：出去后学靳如超搞爆炸，先炸某市中级法院……。其实，他的伤害案完全可以用双方和解的方式来处理，只是因为没钱，招致了轻罪重判。
   
   他太穷了，出狱时连件象样的衣服都没有。我从狱警那里给他央求一身旧运动衫，还给了他20块钱及一些吃用的东西。（旧衣服的补偿由我来承担；坦率地说，私藏现金是违规的，但没办法，为能吃饱，只有冒险！）
   
   还好，后来报纸上报道破了案。凶手不是我曾帮助过的那个人。我也松了一口气。但报道也令人震惊：杀人凶手也是刚刚刑释不久的人。
   
   这是为什么？虽然不是我帮过的那个人，但事件本身却让我陷入沉思……
   
   现在回到主题上，说现实问题。我认为昝爱宗针对“严打”的言论主旨上没错。除非案外还有什么没法拿到明面上的“特殊原因”，以及他在技术性细节上的失误──比如“有的警察”说到刑讯逼供的好处之类的说法，会出现举证不力的窘境！“有的”是谁？人家的利益一致性，肯定不会给你做有利证明的！
   
   别的“严打”，我不太了解，仅就在监狱服刑时听老犯人们所讲，1983年“严打”后有相当一批犯人被改判（已枪决的除外），如原判10年的，服了4、5年刑以后，放回家；原判了无期的，一下子改成了10年；原判案15年的，一下子改成了8年，而且是集中从轻改判了一大批。那种改判，也是对“严打”政策的一个修正。这从一个侧面上说明，“严打”确为非常之法。法无非常，法贵平常；既为非常，就有讨论的余地！
   
   负责任地说，昝爱宗被处罚金，本身就是一个“惩罚过度”的例子。余杰已举了美国惠特尼案例为反衬，我不再多说什么了。好在，昝爱宗从本质上还是个文人，变成报复社会的“连环凶杀主凶”或“爆炸大案主凶”的可能非常之小，几不可能。但从社会角度看昝案，其结
   果确实是对我们刚有健康之象的社会机制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不可否认，胡温新政以来，适度宽松頗有，也为国内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认同──我与茅于轼先生便在其中。这是中国的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兆头。昝爱宗未被以刑名入罪，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以昝案为例，进行文化批判、法治反思，还远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