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时上网，也流览自己名下的介绍，还好，有人在介绍我编译的小书《希波克拉底誓言》，翻译的《地平线并不遥远》也由书商炒作。说良心话，译这两本书全是为了养家糊口，挣生活钱。我真正感兴趣并确有理论功底的东西，写了也换不钱来。这时，我才感到亦文亦商的苦恼。短不了到书市上看看，煮三国、炖水浒的书与商业经营挂钩了。其实很少有人能明白古典名著的真含义。仅就《水浒传》来说，它的核心内含只五个字－－“整体地无奈”！从皇帝到妓女（徽宗与李师师）、从小吏到巨富（宋江与卢俊义）、从庄主到流民（史进与金老儿），没有一个感到生活是有意义的。

   这是为什么？整个社会就像宿醉之后的样子，短暂的狂欲之后是绵绵不绝的钝疼。整个社会处于慢性中毒状态。

   可惜的是，《整体地无奈》写了四章，就接到译书的合同，停下来，挣养家的钱吧！我不是也很无奈吗！我曾发过“狂论”：自北宋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实质的精神根本没变，就是在“无奈”二字中过活。

   但是，《水浒传》中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高二哥高太尉。为了感谢各方朋友对我的关注，就把《整体地无奈》草稿第二章拿出来，供大家一品。

   二哥幸福地生活着——为什么高俅例外

   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艺在身

   从写高俅的发迹史来看，《水浒传》对一些关键人物的历史还是比较忠实的，特别是写高俅，更是剪添得当，使这位“伟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也由于我们过分抱守历史之思维所致。文学作品毕竟不是历史。

   史载：高俅生年不详，卒于靖康初（1126年）。市井出身。初为苏轼小史，工笔札，后事枢密都承旨王晋卿。因善蹴鞠，为端王赵佶所宠信，赵佶即位，不次迁拜，二十年间遍三衙，至殿前都指挥使、开府仅同三司，父兄子侄皆贵，而军政废驰。

   何谓“不次迁拜”，就是不按秩序提拔。用现在的话来说，赵佶“大胆使用优秀的年轻干部”，有点问题也不要紧；再往前二十多年的流行政治术语套，称为“火箭干部”，言外之意直线上升或一步登天。

   高俅受到苏轼与王晋卿的赏识，说明他还是有些才干的。比如工笔札。就是字写得好，拟个短函什么的也言简意赅。市井出身，没什么学历文凭，又没父祖关系，能在小史的位子上呆住就不错了。但高俅对生活充满了信心，通过在大官僚身边的学习，学得不少办事经验。恐怕这是宋江那样的基层小吏如吴用那类的乡村文人一辈子都学不到的。

   《水浒传》似乎有意加大高俅的卑微出身与偶得高位的对比度，在第二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说到：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旁，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仪礼,位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四十脊杖，迭配出界。

   这个人生挫折，至少说明两点：一，自学成才（如“能诗书词赋），却换不官来，落个帮闲的下等人，也是社会不公；二是，东京城里稍微有点门面的人都不喜欢这类人。

   聪明的高俅在经挫折后，无心悔改，他看透了——要在社会上混出个人摸人样来，就是投机。《水浒传》也有意增加高俅寻求机会的难度，说先从开赌坊的柳世权处，被介绍到开药铺的董将士家，董将士又将他转介到苏学士苏轼那里去。

   要是脸皮薄的人，早经不住了，可高俅是个心理素质极好的人，反而在得了董将士的书信后，万分喜悦。书中写道：“高俅大喜，谢了董将士。”

   用现代成功学术语来说，高俅具备高效成功人士的最基本素质：乐观地看待生活。从开赌坊的闲汉到作大官的学士，他都愿接触。称得上“黑白两道”了！

   这样的人要没升迁的机会，才怪的呢。人在社会上都要投机，投机作为寻找个人出路的手段也无可厚非。我记得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说：在大学里那些没学术成就的人都愿当官，任个系主任、副主任什么，为的是与有学术成就的人找平。

   高俅虽谈不上肚里绵绣，手中文章，但总比一般的小史（下级文人）有才干，脑子也活络。一句话:绝不穷酸。

   踢球在当时已经流行了三百多年了，也算一件民族魂宝了。据史书记载，早在黄帝时就有了。较远的考证太繁琐了，只看唐代的情况就知道了。

   唐朝变化了古代的蹴鞠为蹴球，还设置了进球的网子，接近了现代足球。把一种原为战阵训练的活动，改造成了纯粹的体育活动。　　

   宋沿唐制，几无变化。唐代的踢球技巧已经十分精湛。《西游记》的素材取自朝僧人取经的史实，虽为鬼怪场景，便生活底蕴却不离唐人真况写踢球时，有拿头、张泛、出墙花、大过海等身段与技法十分贴切。

   高俅在未发迹之前有的是时间，故练成招招绝活儿也不为怪。

   《水浒传》第二回写道：

   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倒来，那个气球腾地起来，端王接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俅见气球来了，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了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见了大喜……技艺好不等于人品好

   按着《水浒传》的思路，端王和高俅这一踢一接就等于把北宋江山玩没了。此喻未免过分。但是，在另一端却如《圣经》格言(旧约<诗篇>12:8)所说的那样：“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

   高俅当了大官，一下子把品质中不好的一面全暴露出来了。投机、取得成功的渴望，造成了高俅的良好的心理素质，或者说两者互相推动。但再好的心理素质也有它脆弱的地方，一旦这脆弱的地方让权力给放大了，那就有了“丧心病狂，生于极热”的味道了。

   “别看我是个踢球的出身。而今官位在此，不尊敬是不行的！”——这是二哥的最强烈的潜意识。

   正如飞来的球改变了二哥的个人命运一样，未到的病员也改变了大宋的命运。

   王进，王升的儿子。王升正是二哥的仇人。

   高俅喝道：“这厮！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枪棒卖药的，你省的甚么武艺！…”

   王进受了高俅一番辱骂后，自叹倒霉了：“俺道是什么高殿帅，却是原来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有此之仇。…”

   二哥幸福地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快感，王进则陷入了恐惧与无奈之中。

   走吧，只有走这条路子！出走的结果，无意间让一位英雄—史进—又添了本事。

   高俅要是只限于报复王升就算了，可他还在尽可能地扩大幸福的范围。让儿子，尽管是过继来的儿子，也过上幸福生活，而且，不择手段地达到幸福的目的。

   这几乎是小人得志的一个统一模式。有了权，谁不让七姑八姨都沾上光？！怎么本是道家修练的成语，竟成了官场专用语呢？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二哥在《水浒传》中总的来说还不算过分，只是为了儿子的快活，还没把心肝宝贝安排到军政要职上去。不知施罗二人为什么不涉及高俅安排亲信任要职的事情，而只写了这么个“小错误”。

   也许还挺同样这位穷人出身的太尉吧！

   其实，那时考试制度不健全，完全可以设立个“管理干部学院”，让无法通过正式考试考上的能人，通过在职培训或带薪上学得到文凭。像高球这么聪明的人，别说进管理干部学院了，就是拿个在职硕士、博士的也不成问题。

   《水浒传》写到高俅一定替儿子谋林冲的娘子，让人有点不可理喻。但细细想来，施罗二人省了写高俅安排三亲六故的笔墨，用到陷害林冲上去，也颇有道理。

   高俅一直在幸福的成功感中美美地生活，对于他来说，除了皇上的位子不敢想外，其它的都小菜一碟。

   还得重复刚才的话，“丧心病狂，生于极热”。

   高俅的幸福感的维持成本，不仅是牺牲了林冲的家庭、仕途还牺牲了林冲的朋友陆谦。使得陆谦先是不顾交情地去下套，而后终在私事公办的过程中让陆谦丢了牲命。

   要是轮到现在，陆谦追悼会的悼词也难写了。说他坚决执行命令，和歹徒英勇博斗，以身殉职吧，不太合适，毕竟他办得高太尉的私事；说他一切为了上级或同事吧，又没法说实情。陆谦确是个冤死的无奈鬼。整个《水浒传》没比这个人再冤的了！

   起初（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林冲一怒之下，“把陆虞侯家打得粉碎”。到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侯火烧草料场>时，林冲先杀差拔（戳倒，最后又补了一刀）。再杀富安，最后才杀陆谦。毕竟陆谦心中有愧，在差拔被杀之后，在富安被杀之前叫了声饶命。到最后林中抓住陆谦活口时，两人还一来一往地对了话。

   杀了陆谦还不解恨，竟把心肝掏了出来。

   此恨何由？全是二哥一人追求幸福感造成的。

   整个《水浒传》大大小小人物无一不陷入无奈之中，无奈之重又陷入不幸，惟有二哥高俅幸福地生活着。他落到梁山好汉手的时候，也不似陆谦落到林冲手里的下场。

   陆谦真可悲！二哥真幸福！！

   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高俅对朝廷招安政策，一直持反对意见。但朝廷迫于辽兵加境，有意安定国内，便选取了招安之策。在殿前太尉陈宗善奉诏往梁山之前，高俅登门拜访，说了招安不成、立即加兵的策略。

   第一次招安因朝廷言词不周与李逵的大闹而告终。高俅来了动武的机会，在童贯兵败后，他出征了。

   三次交战，三次残败，最后被捉上山去。此前已有释放高级俘虏的先例，高俅自忖不至于死。虽有林冲、杨志两位直接受害者的怒目而视，他也惧怕了一些，但终归是小人得志的品质底子，喝醉了，要露一手相扑。《水浒传》第八十回<张顺凿漏海鳅船，宋江三败高太尉>，写道：

   高太尉大醉，酒后不觉失言，疏狂放荡，便道：“我自小学得一身相扑，天下无对。”卢俊义却也醉了，怪高太尉自夸天下无对，便指着燕青道：“我这个兄弟，也会相扑…”

   结果当然是高俅败了。但此中有一点，含义精妙，既便身为财将，也不会有什么深恼重羞，不亏他那二哥的本质——“幸福地生活着。”

   与梁山那些同为闲汉出身却充满正义的草莽英雄比，高俅既无职业道德感也无社会正义感。在《水浒传》描写的那个社会里，非不如此，就过不上幸福生活，就会陷入无奈与不幸。二哥就是二哥，所以他比林冲、杨志都幸福，尽管林冲与杨志的出身都比高俅的出身好。高俅虽然口口声声答应了为梁山好汉寻求招安机会，但他内心却只一个真实的想法：“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只有吴用看透了高俅的心思，才帮宋江另寻出路。——找皇帝的情人李师师去。

   在宋代的招安现实中，也的确存在着“两头骗”的现象。朝廷让招安某团伙，负责招安的官员向朝廷说：“哎呀，贼寇太强，条件太苛，不好一时招得了安。”转过脸来又对想招安的人说：“向朝廷再加码呀！我办成了，得多给好处。”

   于是，官员成了草莽英雄与龙庭天子进行交易的中间人，收入不菲的经纪人。

   高俅没心帮梁山好汉招安，也不想从中捞得经济利益。但想得更多：不能和这伙人达成一致，一旦他们成了皇上重用的人，便真正地成了敌人。

   为了幸福生活，他还得谋算，如何对付放下刀枪的敌人——未来同在庙堂争功的敌人。

   他知道想招安的人对他再好，也不过是权宜之计。正统与降将总有心理上的差异。岳飞的孙子岳珂写了这样一个小故事，是以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