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自由知识分子中，我算最不应该再就台湾问题发言的人之一。如果在此高危期再多说话，很可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因为2000年我被控（判刑）的证据之一就是在中华民国侨委会主办的《宏观周报》上发表了《台湾的贡献与非主流统派》一文，判决书称：“…《台湾的贡献与非主流统派论》，赞扬台湾的所谓‘民主’，诬蔑共产党政权，鼓动推翻共产党，以台湾的‘民主’为模式，实行多党执政。”

   当然，我不是想翻旧帐，或找个“平反”理由什么的。而是感到身为中国人之悲哀。两岸政治家的智慧难道就不足以和平地解决一个关乎两岸人民福祉的“死结问题”吗？非要我一个小小的民间学者出来说一番“狂话”，并最终在铁窗下度过了44个月的日子！

   后来，我发现：无论他们（下判决的那一方）采取了怎样的技术性说法，实质问题是真地实现政党制度的转轨，从技术操作上相当难。坦率地说，出于社会变革成本即人民福祉的考量，我也对“稳定高于一切”有了一些认同感。但是，最近马英九接受（6月8日）《自由时报》采访的一番谈话，让我几首心凉透了。应当声明，我对“小马哥”没有丝毫的恶感，很欣赏他那种不躁不狂、求实务实的做派。这种好的公务员，在我所接触（与阅读的）范围内真是比凤毛麟角还少。

   小马说：“如果大陆不民主化，当然没有统一的必要。”

   虽说小马今日观点与我当实观点有相印证之处（两岸民主对接），但说什么我也高兴不起来。

   当年国共发生价值观念冲突，绝没想到导致今天“价值与利益（实体）”相混杂的冲突。所幸还没有兵戎相见！

   政治家从政治生存层面上当然要靠民意即选票，但是小马的放话恰印证了国亲体系中某种“走绿”的诉求——为了争取选民不惜打“独”牌。

   也许有人说我的顽固的民族主义者，但我一点不能接受这样的“美称”。因为中国问题的平稳解决，不能靠武力冲突手段，且“独立效应”也必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就目前（至少今后十年的状况）看，台湾倘若独立，必然引发疆、藏乃至蒙地的效法，况且现在疆独的暴力不仅是“中国问题”也是“国际问题”了呢？

   如果中国问题闹到不可收拾，事后可以追究某一（几）个党派的责任，甚至对损害人民福祉的主要责任人判刑，但毕竟人民与社会负出了巨大的成本。

   举个例子说，为了追究大饥荒的责任，我们可以把毛泽东抛尸荒野，甚至给予侮辱性的处理，但是这能换回在大饥荒中死去的几千万人的命吗？

   现实的政治家中有好有坏，有的战略眼光远大，有的则目光短浅，有的善用潜移默化之功，有的又特以固步自封而骄狂。目光短浅且骄狂者，必不以人民福祉为重，必以一党、一派、一个小集团之利益为守器。中国历史三坟六典，可找的证据太多了。但是要从二十五史中找出几个有战略眼光的大政治家，真是少有。在这点上不是重复毛的《沁园春·雪》的狂论，因为毛比他所轻贱的那些政治家还浅薄。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政治家都为争一时一事之事功，不计后果。到了毛泽东掌权之前，他的人仍这么做。当年鼓吹台独的有共产党人蔡乾。他们是否真地要台独，还没历史资料来证明，不过有一点很明确：为推翻国民党政权而不惜一切，包括台独。

   ——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历史！

   蔡乾作为台共（地下状态）的领导人，虽然后来销声匿迹，但他对台独的贡献率算是“功不可没”了。时至今日，民运圈的人仍以蔡乾为榜样（也可能是历史发展中的自相似）鼓吹支持台独，让人（至少是我）大失所望。当然了，民主是多元化的政治文化，支持台独的民运人士自有他们的发言道理。然而，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就只有这么一条道即让台独来促进民主吗？显然这是一副有毒的健身药。两岸（包括海外）政治家们就没有信心等上20年的时间吗？比方说，全民达成一个“二十年政治民主共识”，等。

   作为民间学者，我没有兵棋预演系统，也没那个必要——因为战争的不确定性后果谁也无法把握。如果中美双方发生正面战争，一个中等级度的结果很可能是两国的政治中心都往西迁：由于双方互相的核打击，中国东南沿海及中部地区全部毁圯，不得不在青、藏、疆（大西部）选一个政治中心；而美国呢，由于主要领土受到核打击，也可能要把政治中心转移到阿拉斯加。

   所以，就此也奉劝中美双方以世界和平与自身利益为考量，采取妥协、合作主义态度来解决台湾问题。

   ＊本文只投《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