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学与“高考后遗症”

   考学既是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人的幸事，也是许多人的噩梦。我有一位初中同学，由于考高中失利，竟然从初一开始重上。考上高中后，又没能考上中专、大学，不得已回到乡下。很明显挫折感长长地留在他心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考上学后，每到署寒两假总聚会几次；后来，涉及面又扩大到出去当兵的。聚会的人，不管考上学还是没考上学都很快乐。大人们经济压力再大，也设法给孩子们提供方便——摆上一桌简单的酒席。那位受到严重挫折的初中同学，起初还偶尔参加各家转转，但不参加喝酒，后来干脆就不联系了…

   我的一位族弟似乎也有这方面的严重挫折感。我俩小时候好得不行，我躲到他家去看闲书，他被他父亲责罚了，我替他求情，他逃了，我给送干粮和水，等等。但从我考上学，特别是参加工作以后，两人几乎陌若路人。我们互相邀请，吃过饭，喝过酒，但就是找不到小时候的感觉；目前的话题又说不热络。

   何止他们二人，就是我自己在取得学术成就的突破性进展之前，经常梦见高考；一会儿自己落榜了，一会儿又收到两个学校的通知书。离奇且荒唐，醒来后却头痛欲裂。

   我自己叫它为“高考后遗症”。

   我的后遗症比别人似乎厉害，因为当年高考，我的分数不错，上个本科没问题，但不会报志愿，勉强上了个中专。上了中专后，我几次想退学。在二姨妈和大舅父的力劝下，才未付诸行动。

   不光高分低校对于我来说是个心理打击。整个高中生活的经历也常让高考后遗症发作。上高中时，伙食不行，回到家里后就乱吃一通。尤其盛夏之季，爱闹肚子。高二时（那时没高三），大家都拼了命，我也得拼。有一天在家里草草吃了两碗凉面，就往学校赶。路上一时嘴馋，又摘了些枣子吃。到了学校发生了急性肠炎，晕倒了。学校从未见到如此严重的病情，说是02病。02病是什么？后来才知道是霍乱。这一病，班上的同学倒霉了，不允许出屋，县

   医院的人赶来消毒。

   等我病好了，形成了对药物的依赖心理，直到现在也消除不掉。

   在班上，心理最复杂的是那些复习生，而每年考上的学生又多以复习生为主。因此，中国学生的心理质量，从我们考学的1980年代初就成了问题。

   中国人爱走极端，已是不争的历史习惯、文化传承。政治狂热的年代，没有正常的高考制度，只有与政治选拔相结合的“社来社去”。到了恢复了高考，却又出现“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象。到后来，儿子长大成人了，他问我要再参加一次高考如何？我说：“我宁肯不吃商品粮，宁肯回家种地，也不会再参加高考。”

   考学对那些好虚荣、功课又不扎实的女孩子也是个不小的伤害。高二时，我们班从一所普通高中转来一名女生，她明显地比我们大好几岁；也不知家里搭上了多少人情，才让她挤进这个在全地区有名的学校的文科班。与她同来的还有与她同村的一位男生。两人在那所普通中学时就建立了恋爱关系。据男生的说法：本来不想复习了，可女生还想试一年，不然没法子跟村里人们交待，云云。

   可是，那个女生的功课底子实在太差了。有一次，历史老师得知她是才来复习的，就让她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井田制”。

   她吱唔了半天，不仅连内容都说不上来，就连基本程式也不会。

   历史老师可是在全省有名的高考堵题大牌，一下子急了，狂怒地批评答题的女生说：“他妈的，你这个熊样子还想考学？！累劈了蛋也考不上呀！”

   当着一百多人，这样近乎羞辱的批评，别说女孩子，就是男生恐怕也受不了。那个女生脸上的泪哗就下来了，捂着脸，抱头跑出教室。

   从那天以后，她再也没来没教室。也没参加高考。后来，和追求她的男生结了婚，双双当了民办教师。

   倒是那位男生的头脑挺活络，没考上学，回村里当了民办教师的同时，还自己跑业务（当推销员），直到后来当上小学校长…

   师生吵架经常事

   为了学生能考上学，老师们何尝又不是压力重重呢？虽然他们的奖金、房子之类的待遇如何获得，作为学业生的我们并不知道，但多少也能从老师的变动乃至个人的表情中看出些许。比方说，那些曾是工农兵大学生的教师总不如那些被平反的“右派”老师受欢迎，因为后者确有实力和技巧。刚才说的大牌历史教师，就是平反的“老右”。他厉害得很，平时几乎不正眼瞧那些“工农兵”。“工农兵”也受老大的心理压力，甚至受学生的气。高一时，我的语文老师就是“工农兵”，讲课不太好，我时不时就给她提个意见。她终于忍不住了：“别觉得你升高中时全县语文第一，就牛气冲天。不愿在我这个班里呆着，请便。”

   “你不是班主任，你没权这么说！”我霍地站起来。

   用现在的话来说，学术问题已上升到政治争论了！

   “我有向班主任建议的权力，也有向教导处提意见的权力，我就不想教捣蛋的学生！”

   “分明是你讲错了！怎么成了我捣蛋。”

   “你不尊重老师，就是捣蛋。这是课堂，不是你们家，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我也气急败坏了，狠狠地说：“不用你教，照样能考上学！”说完离开坐位，推开教室门，气乎乎地出去了。

   “早该滚！”她也恶狠狠地丢了一句。

   过了没几天，她的怒气似乎还没全消，又冲另一个不太安分的学生“开了火”。她也嫌那位同学提意见，抽了他两个耳光。全班同学绝对没人想到，那男生一下子把课桌掀翻了，并高喊到：“我找校长评理去！”

   找校长评理的结果，几乎没人关注，因为大多数同学在为一个大多人无法实现的梦想而奋斗着。把那时的高考比喻成今天的博彩，丝毫不为其过。

   我在高中时代一向敬重的一位数学老师，夫妇二人均在同一学校教书。他丈夫教语文，在全地区也是顶尖级的语文教师，何况他时不时声称和王蒙是同学呢？她教数学也很不错，让她教文科毕业班本身就是一种重视。可是由于他丈夫在学校已经把许多竞争者压得抬不起头来，人们便把一腔嫉恨洒向了她。在评奖金等级时，把她压到中等偏下，借口是：高一时，她教的不是尖子班。一气之下，她扔下毕业班一个多月的数学课，歇了病假。

   上高中时，我特别不喜欢政治课，你说是死记硬背吧，历史也死记硬背，但它没历史课那么有趣。当然，与其说是喜欢历史课，不如说是喜欢历史老师的旁征博引。现在看来，他的“大胆的批判言论”不为过了，在当时还是很让人心跳的。以致于，有的同学私下说：“要不怎么让他当右派呢！”

   奇特的政治考试

   政治课枯燥无味，小考（模拟测验）还不断。而且，奇怪的是，老师采用的是“达尔文主义方式”，上次考得差的，本次不发给试卷。

   有一次勉强考了59.5分，我的同桌考了59分。发卷时，我低着头看英语，为的是躲一时难堪。但心里也想，兴许老师念我模拟预选时考了总分第三名，可能“照顾”张卷子。我的邻桌是个复习生，他不怕，仰着头喊：“给我卷子！”但我们俩谁也没拿到卷子，因为发卷的班干部已各自回到座位上了。

   分明老师手里还有一份卷子，但不知他想干什么，我拿起英语书就往外走。他喝住了我：

   “英语？英语顶个屁用，考100算50；政治呢，突击背上几天，分就上了。依我的经验，凡是考上名牌大学的都是政治往上拉了分，英语成绩都一般，甚至很差！”

   我无可奈何地站在门口，“给，回去答卷！”我半怯半羞地接过卷子，没想到我的同桌急了：“老师你不公平！凭什么她比我多半分儿，也不及格就给了卷儿？”

   “差半分就考不上！”老师冷冰冰地甩了他一句。我在愧疚中答完了卷子，第一个交了，走出教室。没想到老师还以此来“刺激”我的同桌：“看了没？他半个小时就答完了，这次得80分没问题。我上次要不训他…”

   政治老师这种办法得罪了不少同学，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同学找到我，问：“敢不敢合伙把咱班上的政治片子（复习题汇编）给敛了。”

   “哪有什么不敢？反正我也不背那烂东西了！”

   那天是星期六，在班上住的几个同学都回了家。夜间十二点整，他喊起我，俩人溜出宿舍。我放哨，他敛片子；十几分钟，他抱出有三、四十本。他带我到从后墙的豁口处出了校园，找了一片空地，说：“全点了个鸡巴地！考大学，考你娘拉个蛋！”

   黄色手抄本儿

   我丝毫没考虑到此举的后果。到了星期一，才感到后悔莫及。同学们吵成一片，有的高声叫骂，有的女同学呜呜地哭起来。

   我心里怕极了。有一个女同学好像挺怀疑我的，问：“你的呐？”

   “也不见了！”我极力掩饰内心的恐惧。

   恰在这时，拉我“下水”的那小子怕我经不住场面压力去找老师“自首”，冲我招了招手：“我借了本《刑警队长》，你看不？”

   我说：“前几天我就看完了。《十二张美人皮》、《一绺金黄色的头发》我也都看了。”我估计他有《少女之心》。

   “我抄了一本《少女之心》。”

   “好，快拿去。”

   《少女之心》是黄色手抄本，我只看过一半儿，甚至说只有三分之一。当时是政治自由复习课。一个女同学和同桌的男同学合着偷看，我在旁边“撇油儿”。要是明着说合看，肯定不行，但你偷着“撇油儿”，他们也不反对。

   看着看着，那个女同学从脸红到忘情，口水流了出来，滴在我的脚面上。我也不敢吱声。下课时，那个女同学先起身走了。我们两个男生却站不起来了。

   隔着女生的那个男同学问我：“那玩艺儿硬了。我不敢站起来，怎么办？”

   “把手插进裤袋，搬着它点儿…”

   十几年后，我俩一见面还在重复当年的情景，两人都哈哈大笑，当着别的同学不点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