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邓小平的漫画式赞扬

   “分队”一词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渐成了人们淡忘了的曾经时髦的词汇。所谓“分队”，就是把生产队那种最小的农村生产单位解散，即将土地发包给农户或联合的小组，至于牲口等生产资料就完全私有化了。

   在政治学意义上，“分队”等于宣告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彻底破产。“人民公社好”的标语也随之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农民们按着传统的思维惯性，称颂中国出了明主——邓小平，与此同时却没人攻击毛泽东。“三起三落”、“打不倒的小个子”成为农民称赞邓小平的常用语，至于后来一本外国人写的长征秘密录中的一节“打不倒的小个子”，其实是从农民的口语“抄录”或“粘贴”过去的。

   关于邓小平的正面故事与“四人帮”的反面故事，在农民中广为传播。

   说邓小平有一次去联合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故意给他难堪，把站着发言的话筒调得高高的。邓小平个矮，够不到，又有人搬来一只四腿板凳，让他站上去。没想到邓小平丝毫没有犹豫，上了板凳就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联合国怎么会有四腿板凳，完全是中国的“农村化”想象。四腿板凳在中国有着特有的政治贬义，尤其对邓小平那类人，是受批判的道具。

   故事的背后，表明从分队开始，国家和农民的第二次蜜月开始了。第一次则是解放初分田的时候。

   贬低四人帮也成了农民生活中的一项自发的活动，除了那漫画式的批判——恰如四人帮曾用此丑化对手一样，更有趣的还是故事。

   说江青从国外进口一种能自动擦屁股的便桶：先是水可冲干净屁股，然后便桶便伸出一根软棍，把人的屁股抹干净。有一天姚文元在江青处开会，憋急了，往厕所跑，但没带便纸。可是他的双脚刚往前一挪，水冲了屁股，那根软棍还给把后面擦干净了。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又不好意思问江青，回去和足智多谋的张春桥叽咕。张春桥自持聪明，和姚文元返回厕所，便趴下身子去研究，一下小心碰到了什么机关，伸出的软棍一下子擦了他脸，还把眼镜给挑飞了……

   那时农村的政治色彩没有一下子淡化，村干部还按打倒刘少奇、批林批孔、反击右倾反翻风的路子来批四人帮。大队上时不时就开一次会，说上面发下来了新印《四人帮的党材料》。反党材料是大16开的本子，上面有一个词，称为“影印”，大家一直在争论什么是“影印”，就像当年的“大厦”的念法一样。各抒已见，反来复去地争吵反而忘了主题。

   很快，分队的忙碌与利益相关，让农民们忘了什么材料，什么影印，关于政治人物的笑话也不再是热门话题了，而是专心致志地设计分队的方案。

   1981年夏秋之交，我们村里也开始分队。全队的社员都参加，连续争论的一个集（5天），最后定下来：先分牲口并扒牲口棚，因为牲口每天都吃草料，分到农户去，队里就省了心。分牲口的同时，当也分了农具——犁、耙、绳套，以抓阄的方式分，大家没有争论。至于从牲口棚上扒下来的檀条子，拍卖划价，有人买了，交上钱；队里说留为集体公积，就没再往人头上分。那时，虽口语上叫“分队”，但按上面的宣传口径还称为“家庭联产承包制”，故此，几户农家伙着用一头牲口。我们家和另外一家，共七口人分了一头折价八十块钱的驴子，平均近两人一条多驴腿。分牲口时，不用交钱，队里只记个账。

   那只是个“说法”而已，只过了一年，我们两家就分开了。随后我们家独自买了一头价值400元的马，而那一户则在三年后买了一部价值7000元的拖拉机。由于有这个经历，我一直坚持认为是农村的私有化救了中国。想一想，从每人80元的牲畜（驴）价值，在三年之后变成7400元的两户总值（马和拖拉机），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

   私有化救了几亿人

   队上的地亩是按人平均的，好地、差地一样平均。只要你当时户口还在村里，那就有你的一份。我是1981年9月份考上中专后，户口才迁走的。但户口迁走了并没取消我的份地。我成了具有“双重户籍”的人：因上学，户口转成了“吃商品粮的”，而村里依然有我的一份土地，直到今天。所以，我们那一两年从农村出来的人对邓小平怀着很天然的亲切感，尽管同农民一样，这种情感很“封建”，但人另一侧面也说明人们感情和利益是正相关的。

   感情与利益是怎样一种关系。在农村中有一个关于“物质刺激”的政治故事说:有一天，在华国锋的家里，华邓二人为“物质刺激”一词争论不休。正争论间，华国锋的孙子进来了，华为了礼貌,让孙子喊邓一声“邓爷爷”。华的孙子知道邓小平是“大坏蛋”，不愿喊。邓小平顺手拿茶几上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起身递给华的孙子，小家伙一改刚才的态度，甜甜在喊一声：“邓爷爷！”高高兴兴地出去了。邓小平对华国锋说：“看了吗？这就是物质刺激的作用！”

   故事总归故事，没人考证。后来，关于华、邓二人传记，也都没涉及到这点。

   分队带来了农村社会的诸多变化，较明显的有两项：其一是女子使用牲畜干大活的现象出现；其二是外出打工成为合法行为。

   生产队期间，不管生产多紧张或政治造势多么玄乎，都没突破妇女不使牲口干大活的传统。分了队后，每家每户为生产单位，要求家里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会用牲口。妇女也就自然而然地干些耕地、轧场、赶车等必须使用牲口的活计。不过，这种现持续了五六年后就又见少了。原因是大多数人家都买了拖拉机，专业化的生产模式也出现了。随着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地提高，农民们不再为粮食投入全部精力了，同时，自由地外出打工也不再会受限制。

   真不该向农民要钱

   自由地外出打工为农民家庭挣得了相当货币收入，于是农民有钱盖房子、办婚姻，呈现出幸福生活的景象。最初的几年，乡镇政府似乎没有“察觉”到农民的好日子；或者说，由于乡工厂还能维持乡镇的额外开支，乡镇还没向农民伸手要钱的“意识”。到了1980年代末期，蜜月不仅结束了，乡镇政府与家民的关系还成了社会问题，即“乱摊派”问题。

   原因概始于乡镇政府机构的扩大，乡工厂的衰落。政府人多，预算外来源又少了，就开始了向农民敛钱。1998年，我做过一个经济学方面的估算，估计每年全国的乡镇政府要从农民手中多要300个亿人民币。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没有计算计划生育罚款的收入。

   于是，中国农民问题又经五、六年的演变，把对土地制度的讨论推到最前台：是继续“承包”，还是全面私有化？

   分队之初，农民们欢天喜地，可是他们忘了集体时还有农业旧贷。国家银行虽然早把这笔不大的陈帐挂到一边去了，但并没有因为生产队被分了而宣布放弃该项债权。此间也有一定量的核销，但总究是很小的部分。当国家银行在支持经济发展，感到资金紧张时，也把眼光转向农民身上。实行一种所谓“落实到户”的收贷方法，即把生产队上集体借得的贷款如同分地亩那样，让每个户承担。

   在办理这样的手续的同时，也开始了依法收贷活动。银行方面联合法院、公安、司法等部门，到村里向农民要债。

   表面上看，承包了资产（土地）就要承担债务，尚有道理。而在实际上，人民公社包括生产队已经破产了；原来的债务债权关系于集体经济按政治需要而解散时，就没有了法律上的约束。另一方面，银行与法院等部门联合对农民收贷，使债权债务双方处于地位不对等的状况，但是时至今日很少有人来为此事做深度反省，尤其那些辄以“良心”而自诩的社会名流们。

   农民在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约束下，“怕事儿”还是主要心态。（与此同时，也存在过度压抑导致的不计成本的反抗）。有些农户为了保住面子，央求收贷人员不要在大喇叭里喊自己的名字，把家里的备急积蓄拿出来，顶抵集体旧贷…

   眼泪欺灭了香烟

   我的时运还真不错，正赶上分队第一年，考上了中专。1981年，风调雨顺，麦子收成不错，春播玉米长势更好。我接到九月底的入学通知书，家里着实为我忙活了一番。为了凑上学的用度，家里破天荒地去县城大集上粜粮食。那时我18虚岁，刚不到17周岁。不挨饿，仍是在心底抹不去的奢望。看着装了两口袋上好的玉米，心里有一种不敢相信的感觉。

   父亲觉得脸上特别有光，说：到了县城粜完粮食给我买一身新衣服，还吃包子。我已经成了大人，应该懂事了，我跟父亲说：“少粜点吧，我上学去，国家管吃的，可别让你们在家里挨饿！”

   没想到，老人家一口否定：“照这阵势下去，粮食缺不了。愁就愁没挣钱的！现在不抓‘黑师傅’了，我又老了！”他这么一说，我倒生出些惆怅：是呀，怎他这多半辈子总赶上受苦的日子呢？

   “这回好了，你考上学，娶媳妇不发愁了。”这是他最真心的话。我看他近半年也就头一回抽卷烟，点上烟后，他叹了一口：“唉！人随社会草随风，要不是邓小平，成份高的农民孩子吃不成商品粮呀！”

   小拉车慢悠悠地走在往县城的土路上，一路赶集的熟人都说我父亲“好命的，就一个小子，还考上学啦。”父亲也不答谢人家的夸赞，只是微笑。

   走到半路上，碰见一位小脚老太，要搭车。父亲起初不同意，我说：“快要到了，驴也受不了多大罪，再说一个老太太没多么沉。”

   老太太上了车，问我是什么村子的，大人叫什么。他提到了我父亲的乳名，我说：“那是我爸爸。”

   父亲本该搭话，可他一声没吱，只是这烟抽得很费劲。飘过一阵烟后，我看了父亲一眼，他的眼泪已经快把烟给欺灭了。

   老太太继续说：“按理，你得跟我叫大娘。你大爷死了，我又走了一步（改嫁）。俺命苦呀，进门不到三个月，你大爷就没了。”

   到了城里，老太太下了车，拉着我父亲的手说：“兄弟，以后咱当个亲戚走吧？”

   我父亲已把脸上的泪和鼻涕擦完，缓缓地说：“别提俺哥的事儿啦，我受不了！”

   老太太失望地走了，消失在了人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