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北京朋友发来电邮，偏居泊头小城的我，很受感动。“很受感动”非一句俗套用语，而是压抑在我心头块垒，顿时冰释。
   
   民主自由、宪政法制是中国知识份子100年来的梦想。然而时至今日仍如水中望月、雾里看花。忘了哪位名家文章里的一句话：“一百年了，连个象样的会都不会开。”──是呀，怎么人家消费的吉芬品，到我们这里就成了侈奢品了。这又使我想到1980年代初期上中专时的
   一些琐事：穿牛仔裤可能被视为异端，听邓丽君要写检查，刚上班连戴个太阳镜也引来不快……
   

   不过，20多年了，中国确实已有所变化，尽管从大历史的角度，它连蜗步都算不上，但毕竟还是变──正在变。
   
   变是绝对的！──这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钱，而是我所推崇的过程哲学告诉我的。
   
   今日提笔，颇是信马由缰。但有一点，我很清楚：仅对我个人来说，李慎之逝世给我的长久的压抑，今日总算有了排消；明亮和姚遥不是给我上了一堂公民课吗？李老可是说过要编公民教科书的！
   
   还有明亮的古文水平让我很佩服，让我这个年届40的“老朽”，体味到自己曾有过的青春感！
   
   我少年时古文也相当好（算是自诩吧！）。我的一位高中老师很欣赏我这点，给了我一本夏曾佑著的《中国古代史》。它让我有了比鲁迅读出“吃人”更震惊的感受。夏老先生在书中评价中国历史上知识份子三分段曰：
   
   　　“由三代至三国之初，经师时代也。经师者，法古守礼而其弊也
   　　诬。由三国至唐，名士时代也。名士者，倜傥不羁，而其弊也
   　　疏。由唐至今，举子时代也。举子者，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
   　　惟应试之知，故其蔽也无耻。”
   
   夏老先生此论精当！
   
   今天中国知识份子（当然是指有良心的那部份！）总有无法前进，收不到果实的感觉──比如1980年大学生选举与今日明、姚二人之举的相似性，盖因我们还没从历史的惯性中脱出，远没走出“无耻时代”。
   
   我们有否勇气向历史买断，是中华众生能否前进（公民化）的最重要因素。
   
   我们生活在历史惯性中，稍不自觉便泯失个性，就会为所谓的“生存”而丢弃了知识份子最基本的良知。
   
   好在，我又看到明亮、姚遥在理性而热忱地为历史上的“基本问题”而努力。我想：他们并没有重复1980年的故事，而是为历史的一个蜗步在努力。他俩象不屈的小蚂蚁，用纤弱的臂膀推动着大蜗牛……
   
   生存固然很重要，但只有超越了生存的追求才更有意义。无论二人竞选是否成功，它总是标志着一代人的觉悟──难能可贵的觉悟。
   
   中国知识份子从东汉之后，鲜有整体上的风节可言，即使被捧为楷模的人物，也多半是官方造从祀之神的结果，而绝少有独立不羁者。由是道德评价体系在力图影响每一个人的时候，却把标准降到最低点：一个服务人员，对服务对象客气，本是应当的事情，却成了当大肆渲
   染的“事迹”（──这是我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个儿子孝敬父母，无论从人伦和法律上，都是必行之责，却被乡亲们认为是“顶尖级好人”（──这是我在家乡所享有的“荣誉”！）……凡此等等。知识份子阶层的整体性无耻，自然而然地降低了社会民众的道德水准──这也成了不少知识份子说中国百姓享受不起民主的文化根源！
   
   不再多说了，心情激动，便语无伦次。什么时候中国人拿自己当“人”（公民）而不是“民”（官牧下的羊、官父母下的儿）了，中国真正的历史性进步才开始。
   
   明亮与姚遥在21世纪的头几年里做了一件大事，也做了一件很平凡的事──他们拿自己当“人”看了，准确地说：有了自觉的人格意识。
   
   也许由于两位可敬的公民的努力，一个“无耻时代”终于有了在历史上划上句号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