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不是乡下人

   说那些人是知青，多少有点抬举他们。因为，他们大多是“青”而不“知”。他们的知识不多，有时连某个国家的首都的地名是什么都不知道。当然，不全是这样，恢复高考，知青考上大学的人总比农村的“土知青”要多。我们村子里的知青，大都是祖父那一代在这里出去的，他们下乡实际上等于回老家锻炼锻炼。

   知青既便是同农民们干一样的活儿，人们还不认为他们是农民。不只是他们的口音与当地百姓不一，特别是穿着习惯与卫生习惯特别不一样。村里稍认些字的人也瞧不起他们。

   有一次，大队干部给大家批林批孔材料，有一句说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楼大厦”。干部问一个知青：“到底该念厦还是念夏？”

   知青说：“大厦呗！”

   干部反问：“厦门为什么念夏呢？“

   知青一时语塞。

   有一天，干部又念学习材料，念到一个叫“地拉那”的名字，问一位女知青怎么讲，女知青说：“跟青霉素差不多吧！”……

   有门路的下乡知青，还是尽量找不干活儿的差事，像到小学当个教员啦，在村里当个赤脚医生啦。既便下地，队长也不派过累过脏的活儿。农民们也不计较。

   我们小这学校里有两位知青老师，来自天津，从一年级起，那个男知青就教我们音乐，他弹风琴的姿势特别逗乐儿。不过，学生要是笑过了头，不管男生女生，他肯定给他一顿耳光。女老师没教过我们，不过小伙伴们都愿她走身边走过，因为她身上总带着一股香味。老师们说：他俩正搞对象呢。

   那时候，小孩子们不懂，但总是好奇。有一次放寒假时，我们几个小朋友看见老师的办公室在冒烟，悄悄溜过去看。原来这一男一女两个老师，真在一屋里呢。刚生好炉子，烟还没散尽，窗子开着。我们在另一栋教室的房顶上，看着那个男老师与女老师在大办公桌两边，脸对着脸，双方都伸出双手，握在一起。

   噢，这就叫搞对象吧！

   不久，这对男女知青回了天津，同时，又来一位年龄小的知青老师，给学生们上课还害羞。不知哪位小家伙送给她一支钢笔，自己用小刀刻上“我爱你”…

   村里的知青过得也挺快活。他们总有些不同于农村青年的举动。有一个被遣返回乡的资本家的女儿，也算是知青。人特别开朗，根本没把全家被从天津遣回当回事儿。她的脸色黝黑，就显得小牙儿特白，她近视眼又不爱戴眼镜，因此开朗之外又带了几分可笑。

   村里有一个在乡工厂当业务员的小伙子追求她，起初都订了婚了，不知怎么地又反悔了。她反悔还不算，并到小伙子家大闹一通，给砸了不少东西。人们怎么也不理解，一个大姑娘家，一个下乡知青会有那么大的胆子、那么暴的脾气。后来的情况变了，他们全家又回了天津。有一次在火车上偶然见到她，我能认得出她来，她却认不出我来。她正推着小货车卖货，看上去年龄要比实际老好多。当年追求他的小伙子，虽然没娶到她这个“有身份”的人，但成了百万富翁。

   世事变化，真难预料。不过，变总比不变要好。

   聪明的走得早

   村子北头住着一个单身知青，也从天津来，只是祖父那代人早已没有了。家族近支的人们给他找了他祖父遗留下来的荒院子，经生产队派人一番拾掇，总算能够安身了。这个男知青很老实，沉默寡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甘于寂寞，只要他得空回天津，就会给老支书带点东西来，多少不拘，心意总到。他争取过去公社广播站，老支书也答应了，但最后没能办成。他怎么争取的回城，人们不尽详知。反正，传说他把一件大落地钟给了老支书。谁也没看见大落地钟是怎么搬进老支书家的，只是知道他那片房子卖给了老支书，且价格相当低廉。

   这个男知青是我们村子里最早回城的知青。

   知青也有在当地落了户的，大多是女的，嫁了当地的人。当然嫁的不会是一般农家子弟，而是村干部的儿子之类的人。至于说到回城大潮兴起后，离婚再走的事情，没听说过实例。没回城的知青，安排得相当不错，如进了信用社。

   1983年我从中专毕业后，被分到农行的乡营业所工作，经常接触到留下来的知青。一男一女，都是天津人，在信用社工作。那时，农行在业务上领导信用社，信用社要向农行交（取）现金、报送头寸之类。那个女知青家里日子过得很不错，开了一间铸造厂，两口子很和美。问她想不想回天津？她说：“回去干吗？找工作不好找，住房更难。等我儿大了，愿去天津，再说。”她从另一个乡到这个镇上交（取）钱、报表，有时会碰见小麻烦。镇上有一个疯子，要追求她。有一次，那个疯子听说她来了，闯进银行营业室，吓得她“噢”地一声尖叫，跑进办公区。一进小铁门时，还磕了一下。

   平时，我还可怜那个疯子，他进营业室的顾客区，我并不喝斥他。这次太不像话了，我到金库里摘下半自动步枪，对着疯子说：“出去，再不出去，我可开枪了！”其实，真开枪也不敢打他，往天花板上打一下就是了。疯子也怕了，返身往外走，其他营业员趁机闩上由顾客区进入营业区的小铁门。

   事后我也很后悔为什么那么冲动。听说那个疯子苦苦追求了这个女知青多年，也该有恻隐之心。准确地说，谈不上追求，只是男方的暗恋、单想思而已。联系我的那位族叔追求知青的经历，方知不管人家下乡是否属于落魄了，但毕竟在本质上与农村的普通青年不是一个档次。要想跨越这个鸿沟，谈何容易。我的那位族叔比沉迷不省的疯子要强千倍，他成为百万富翁的动因——虽然不是唯一但至少也是重者之一来自于被知青的推拒，疯子的悲剧就在于他始终没有认识到身份不同的障碍，并绕开它！

   与我常接触的信用社男知青倒豁达得多，除了口音，他几乎完全本地化了。尤其爱喝酒这一层，与我们当地的各部门小职员一样，想法喝点小酒儿，还短不了说些醉话。他的醉话没有个人如何从城市的青年“沦为”乡下人的话题，都是下乡到什么村子、碰上什么奇闻乐趣了，凡此等等。有一次，我俩喝了一斤白酒，我跟他说：我天津一个姨家表兄到内蒙建设兵团下乡了，回来天津又如何苦。

   他说：“活该！就这么两个字。人不认命不行，跟命干得多了，我没看几个行的。王洪文多牛B，不也栽了。活该。”我也喝了不少。说：

   “你说得对！他要留在内蒙不定发了大财呢？”

   “这就叫明白了！”他夸我，“你来了一年了，我还没问你哪村的。”

   “徐屯大庙。”

   “哎呀！我去过你们村，是不是出过阴阳人儿？”

   “是。他现在搬走了”。

   看来，他天生对奇闻异事感兴趣，说：“真个儿！”

   “个儿”是天津人的口头语儿，相当于“好极了”。

   “再上两瓶啤酒。”他喊了一嗓子…

   “青”而不“知”的那一代人

   上中专时，我看过一些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有被官方批判的中篇小说《棉田明月夜》，以及孔捷生写的《南方的岸》，等等。总找不到很现实的感觉，因为我所接触到的知青，虽然大都只“青”不“知”，但他们和农村的人总不是一个层次，更像是外来的客人或我们乡下的新贵族。

   孔捷生《南方的岸》文笔实在优美，具体人物到现在一个想不起来了，倒是她笔下的淡淡哀愁感染了我，我脑子中总想象出一幅画面：孔捷生拎着一个大提包，北望着一水之隔的城市建筑，建筑群的天际飞着一群鸽子；她有点恋恋不舍，又无可奈何。据说，她也是个知青。与她差不多的竹林、叶辛的小说我都读过，也没留下什么印象。竹林的原名可能叫王祖龄，小说名也想不起来的，但有一个情节很让人难忘：一个女知青的头发很美，象黑瀑布；一个农村男子很渴望与女知青发生性关系，有一天他终得手了…

   我不明白：难道知青下乡刺激了农村青年的性欲望吗？对那部小说的最后想象，总有点难以置们：我时常把“黑瀑布”想象成一头刚出生还未站稳的小白绵羊，四周的农村壮汉是一条条大灰狼。

   据知青史料反映：知青下乡伊始，农村发生强奸知青的案子还不少，有些铤而走险的人为此丢了命。

   《棉田明月夜》几乎把女知青描写成了傻瓜，说：一位贫下中农干部一直想占有一位女知青，便在月光皎洁的夜晚把女知青叫到野外棉田里，教他采棉花，趁机提出性要求；女知青起初推拒，但想到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教导，便答应，并且认为那是心悦诚服地接受再教育的表现…

   那是一种整体控诉语言，既政治化也情绪化。——现在用学术观点来看，才有此论。不过，人对无可奈何的状况仍有可选择的余地。有的聪明的知青留在了乡下，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为下一代人打好了基础。我认识的一位银行主任，他的孩子回天津继承祖父母的房子去了，并把户口也迁往天津，靠着父辈积累的财富过上了舒适的日子。而今，这个银行主任也提前退休（买断）了，时不时往天津去看看儿子和小孙子，倒也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