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管会的真牛气

   “鸡屁股是银行”能够最典型地代表我们少年时代的日常开支来源的状况。一户农家喂上几只鸡，攒些鸡蛋卖了，就不致于被油盐酱醋给困住。但是，那个年代的鸡和土地一样，不那么正道儿地产出。

   2003年底我翻译一本妇女探险的书时，再次体悟到鸡蛋的重要性，书中说：“当地人送给我（探险者）个人的礼物是一只活母鸡。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个地方（肯尼亚的山村），鸡蛋是巨大的财富。不仅如此，鸡到了不下蛋以后，当地人宰杀了它，能让一个家庭吃上一顿好饭。”

   有人说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我则说鸡是最穷的人的最忠实的朋友。鸡蛋对现在生活在贫困的非洲肯尼亚山村的村民，与1960年末1970年代初的我们同样重要。

   我不是自夸道德水平，我的确对鸡抱有一种深切的同情。在参加工作前是不吃鸡肉的。既便到了现在，也很少吃。

   秋天的鸡蛋味道特别好，可能因为鸡吃得虫子多，而虫子又有丰富的蛋白质。秋末了，鸡下蛋渐少。有时，等上三五天不见一个。有一年，姥姥病了，我和娘打算去看她，可是手头没钱，家里也没像样的礼品，只有一个鸡蛋。有一只雪白的老母鸡上了两次窝，就是不下蛋。我们家的鸡蛋窝很特殊，就在屋门外东面的神龛里。平时家里没人了，最后出门者要把钥匙放在神龛里。我回到家，看见白鸡上了窝，连钥匙都不敢去拿，生怕搅了鸡下蛋。

   好在，老天有眼，鸡屁股争气，白鸡在我等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咯咯——蛋”地报告了它的成绩。

   下午，我们娘俩用一块旧布包着两个鸡蛋去看我姥姥了。

   农户攒鸡蛋到集市上卖，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买鸡蛋的大多为挣工资的教师（而不是那种民办教师）、丈夫在外地挣钱的家庭妇女，再有就是冒险做生意的鸡蛋贩子。鸡蛋贩子冒得风险相当大，一方面要对付市管会（后来叫工商所）的人，另一方面也得打听商店（供销合用分社）的态度。

   前者的权力象征是一个印着“市管会”白色字样的小黑提包。一般情况下，鸡蛋贩子给他们塞上一两块钱或十几个鸡蛋，就能蒙混过关。那时间，鸡蛋论个卖；论斤称卖的也有，但不多。一个鸡蛋8分到6分钱不等，上好的也有一块钱十个的。究竟鸡蛋贩子能赚多少钱，不太清楚。后来，分了队，我父亲不再外去当“黑师傅”，用贩青菜的方式挣零花钱，利润率平均在30％左右。依此估计，贩鸡蛋的利润要在30％以上，因为它易碎，不好运输。那时也没有现在的防碰的隔板，只靠麦秸隔开，路大多是土路，颠簸得厉害。

   按40％的利润率，一个大集上收500只鸡蛋，按每个7分收，能赚到14块钱，给市管会的两块钱，也不亏。既便到了分队，上集买卖完全没限制了，市管会的人仍很牛。有一次，我父亲和人家发生了争执，我敢忙劝父亲：“反正菜一半儿是咱自各种的，给他一捆韭菜算了。”“小家伙真懂事儿！”市管会的大叔夸讲我。

   旁边有人插话：“人家考上中专了，毕了业是国家干部，正式的，比你这雇的强！”

   市管会的人一听，立刻换了脸色：“5毛钱就算了。”

   按他的规矩，我们家的菜摊是一块钱的管理费。一般情况下，给捆菜再交5毛钱就是了。

   我常见的那个市管会的人，的确是雇工，但他的提包表明了他与正式的有同样的权力。几乎从我五六岁记事时，他就在我们村的大集上干这个行当，到了我十七岁上中专，他还干这个事儿。五天一个大集，一集上他从鸡蛋贩子拿到两块钱，再捡敛些菜什么的，一月收入加上十块钱的临时工资，怎么也四十来块钱，绝不比正式的国家干部收入低。

   所以，到目前我和岳父争论时总举市管会的这个的例子。在个人感情上，岳父倾向毛泽东，因为他是那种一个挣钱全家吃缺粮的典型户主，大体归为能买鸡蛋的那种人家；而我则是属于卖鸡蛋的那种人家的子弟，个人感情上倾向邓小平。岳父说：毛主席那个时候没有吃私贪污的。我则说：有，只是隐性而已。

   你踩我鸡蛋我砸你泡子

   贪污与否的争论，没多大意义。因为中国古来就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社会心理，市管会的人弄权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倒是商店的人强横，着实让人受不了。有时，他们完成收购鸡蛋的任务，不但追“剿”鸡蛋贩子，有时连卖鸡蛋的也不能幸免。

   有一个初冬的季节（应该是1975年末），印象中邻居大娘说：今年是龙年，该过个安稳年了。他说的“今年”概念是将要来临的年，即阴历的龙年，阳历的1976年。我父亲又挣了些钱，还给姐姐买了辆二手自行车。于是，家里的鸡蛋除了腌了二十几个（准备过年时吃），余下的就卖了。并且说：卖了的钱归我，留着买铅笔、小本，要是过年时还花不完，可以买鞭炮放…

   我用清空了上学的书包，装上鸡蛋去集上卖。临出门时，姐姐又给塞上一把麦秸，她说：“要看见合作社的老陈、小褚他们，你别往家跑，钻二队的牲口棚；再从放草渣的屋子里跳出来，到了咱队上的牲口棚，把鸡蛋放在铡草机旁，我去拿。”

   我想：不会的。平时父亲在家时，短不了给他们出趟车，我也能拿到报纸之类的。

   可惜，我太相信他们了。

   集赶到十点钟，我只卖出十个鸡蛋，而且人家都是挑个大的。给了八毛钱。我二妗子的娘想要剩下的十个，让我等她。一等不来，二等不来，我想起身回家，突然一只大脚踩到兜子边，鸡蛋坏了好几个，我正想揪住他裤腿论理。就听人们喊：“合作社的敛鸡蛋来了。”卖鸡蛋的与买鸡蛋的拥成一团。踩坏我鸡蛋的人也不见了。

   合作社的人敛到人们的鸡蛋，好的时候，强行收购。市面上八分钱一个，给你5分钱就不错了；闹不好，以打击黑市儿或“割资本主义尾巴”为由，没收你的。

   大家快跑光了，我还是不动。无名火往上窜。我反过来去纠缠合作社的老陈：“赔我鸡蛋，赔我鸡蛋。”

   “去，去。没看我追鸡蛋贩子吗？”他一把推开我，完全没了平日的和颜悦色。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小心拿出没破的鸡蛋。把蛋液倒在一小盆子里，一点点地往外拣麦秸。爸爸到挺开通：“全打了吧，晌午烙鸡蛋火烧（合子）吃。”姐姐趁机讽刺说：“屎克螂要是能作了密，就没人收蜂了。”

   没办法，没办法。一个下午，我都在计划如何报复商店的老陈、小褚。最后终于找到了他们的弱点：合作社后院里有一小垛泡子灯罩，只要投过一块大砖去，肯定能砸烂一堆。

   好，就这么干！

   晚上，合作社关了门，上了板，我纠集了那位常给我旧书看的族弟，还有割苜蓿时伤脚的族侄，前后围着合作社溜了几圈儿。在最佳位置下手了：一个人去前面敲门，说打醋，两个人对准灯罩处猛投砖头。只听“噼叭”一阵响，随后就是叫骂声。等合作社的开了南面正门，我们几个早从北边溜了。

   跪下的有活路儿

   我能报复伤害我的人一下子，贩布票的人则没这么幸运了。还是那年冬天，我们村子里的一个民兵小头目在集上抓到一个贩布票的，并给捆了起来，押在牲口棚里，声称明天交给市管会的。大人们再议论：交了市管会后，闹不好要交派出所法办，送到县上去坐法院。

   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那个贩布票的说：“我的亲爷爷们，我家上有七十老娘，下有三个小子、两个闺女，行行好儿，放了我吧！布票和钱我都不要了，给了自行车子就行。”

   我们三个砸灯罩子的小伙伴，伏在窗外听着。看是不敢看的，生怕被发现。

   审问布票贩子的几个人在土炕上喝酒，抽着烟。有唱白脸的，有唱红脸的。

   有一个说：“放了你，不难。但要老实交待，你还到过哪几个大集上去。”

   那汉子挺精明：“爷爷们呀，我这是头一回呀。也是在县城赶大集，听说的道儿。要不，怎么会在你们这个小集上给抓了…”

   “说的也是，”那个民兵头头有松口的迹象，“这么着，布票呢你就甭想了，手表和自行车都给你，这钱吗…”

   “钱也不要了，算我孝敬几位爷爷了。”布票贩子很诚恳地说。

   几个人嘁喳了一阵，放了布票贩子。

   又过了好一会儿，有一个人说：“你说，他会不会以后在县城大集上认出咱们来？”

   “认出来顶屁用，这家伙是老油子了，你认他，他也装不认你。他的好东西没在身上，全在车把里面呢。给了你手表他也亏不了。”一个常跑集市并有过贩羊经历的人这么说。

   “我操！你怎么不早说，我去追他！”民兵小头目急了。

   “别追。你要真追到路上，说不准他拿刀子顺了你。”所谓“顺了”也是方言，就是用刀捅人的意思。

   时间一晃过了十多年，村里来了个外乡骑摩托的。那时间，刚兴摩托，大家都新鲜。当年的那个民兵小头目变得又老又有病，蹲在集头上抽闲烟。骑摩托的人打听了几个人名，又问：“这牲口棚呢？”

   “早核给私人了，私人又买给了药铺。”有人漫不经心地说。

   “哎？你是哪村的，怎么没见你赶过集？”当年的民兵小头目问道。

   “看了不，贵人多忘事呀！你当年要不放我一马，我回去不是喝药就得扎井。那贩布票的钱，全是借的。多亏你没撸车把，车把有三千斤全国粮票呀！过去的事儿了，不提了。”骑摩托的人说。

   “这么说，你发大财了？”

   “发大财不敢说，量具业务还行。这不，听说你们村有几把刮研好手，我来问问价钱。”当年的布票贩子说起话来很有些派头儿。

   “看你现在的样子，你也不会往咱穷屋破坑的家里去喝酒儿。那我就给你到村西头儿问一下，那边有几个好手。”当年的民兵小头目也没什么不自然的，起身往村西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