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动听的剥削行为

   农村孩子们最有效的勤工俭学方法就给学校砍青草，冬天里则变成了拾粪。劳动课也算其中之一，不过说是实验田的土地，从来没实验过什么，一年两季的收成都归了老师。

   砍草是有利可图的事情。那时候每个生产队都养了一群牲口，少则十几个多则三十来个，要吃掉大批的庄稼秸杆和干青草。由于一直没很好的收成，庄稼秸杆少，生产队里大都挤些钱买青草。比如交公粮返回500块钱来，就得拿出300块钱买青草。青草价格一般是1毛到8分钱一斤（市斤）的样子。一个生产队买上3000斤青草也只能是打打短儿。在最困难的时候掺着玉米秸子喂牲口。所幸，每年生产队上都种了一片苜蓿，一年内苜蓿能够收四荐。

   苜蓿可是个好东西，嫩着时可当蔬菜用。特别是春天的初荐，清明节前，那小嫩芽，真香。做菜馅，烙合子、蒸包子，给饿了一冬天的人们提多大的神儿呢！另一方面，人也等于抢了牲口的口粮，因为第一荐生长的慢，人要是抢着吃了，牲口就得晚吃。所以，每个生产队的苜蓿地都派专人看着。还有个顺口溜，专门说对待偷采者的态度的：“一荐打，二荐骂，三荐四荐随便拔。”

   三荐与四荐时，几乎不适合人吃了，也就随便采了。至于说到“拔”，只是个借代说法，肯定没人有力气拔下苜宿来，它那根壮得很，也扎得很深。若是想毁坏一块苜蓿地，都不容易。翻耕了四五次后，还有零星的长出。

   生产队还不是青草最大的需求者，而是县城里的什么机构。它每年秋末冬初，收购大量的青草，屯积起来。有人说是给军队收的，军队的战马可不像庄稼地里的马，吃庄稼秸子，光吃好青草。也有人说是给大草原的养马场或养牛场、养羊场收的，那里也有青黄不接的季节。不管怎么说，青草成了农村百姓换钱的一大来源。一般的人家的“银行”除了鸡屁股，非青草莫属。青草有那么大且恒定的市场，自然也成了学校赚钱的目标了。每年夏季，学校都要抽出几天时间让学生勤工俭学，给学校里打青草。少则3天，多则一周。

   勤工俭学是一种好思想，当然，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双赢博弈。学校给学生一定比例的钱，学校拿一部分。一般情况下，学生得的这部分钱不往家里交，不像捡铁豆儿那要，几乎悉数上交家长。

   学校一般是按十一折算干草的，即你打了十斤鲜草，交到学校，秋末按一斤干草折算。一斤干草若买一毛，就给学生二分钱。我最多的时候得过七分钱，当然是全班最少的。别人打草，我也应付，稍微砍些，再从家里姐姐打来的凑一点。余出来的时间就是设法找闲书看。因为我爸爸常给村里的商店（供销合作分社）往一个有铁道货场的公司送分类的废品，我也有机会从商店里拿些废报纸看。

   看了什么，至今早已忘了。只有一个情节特别清楚，就是商店的文化人们看了《参考消息》说蒋经国混账。“混账”一词不全是骂人，也有称被指对象聪明的意思。大概报纸上说：蒋经国比他爸爸更务实，亲近民众，到田间和老农谈话。当然，也不知他们看的是当时的新报，还是翻到了旧报。不过，他们没让我看那一张。

   有一次，去一位族大爷家看闲书，竟然忘了回家。族大爷在外地教书，有好多旧课本，扔在他家一溜五间房的最西头那间。最西头那间，是他家最小的孩子也是我的好朋友的住屋。他把我一人扔下，去追房上的小猫儿了，我一个人躲着看书，听不见大人满村喊回家的声音。结果，姐姐找到学校要人，还和老师吵了起来。

   老师说：“没规定中午来交草呀！你也上过学，不知道一天交一回就行吗？”

   “我不管那个，找不到人了，就赖你们。”姐姐毫不让步。

   好在，我的那位族弟在房顶子上见到了我姐姐与老师争吵的场面，想起我来…

   要腊肉不如砍青草

   批林批孔运动时，老师让学生们讨论“孔老二为什么要收学生的干腊肉？”

   有的同学说：“他嘴馋呗。”

   另一个说：“卖了换钱去。”

   老师用红荆棍儿敲着我头说：“你说呢？”

   我实在想不起来，就顺着脑子里的胡思乱想的路子答了一句：“要腊肉不好，还不如砍青草去呢。”

   班上的同学们听我这么一说，都笑起来。

   我实在不是故意发尕，而是想：孔老二可能不如我们老师富裕（民办老师们既能拿工分儿又可从学校分到青草钱），他能要肉过年，或者呢，他也爱吃腊肉丁炖韭菜的卤，我认为腊肉丁炖韭菜当卤的凉面最好吃。夏天时节的腊肉味太美了，我们家的亲戚中只有我姑家腌得起腊肉。馋极了，我就找个借口去一次，但往往是十有八回落空。她不太舍得动那好东西，除非给家里出大力的大表哥想吃了，才有机会。所以，我和大表哥特别亲近，盼着他了解我的心思。

   听到老师的问题，我走了神儿，胡乱思想起来。故此，才乱说了一个答案。等我从同学们的笑声中缓过劲来，才觉出口水流出了嘴角儿…

   砍草的收入尽管大部分归了学校，学生总还能得到一点。冬天拾粪的勤工俭学则没那么幸运了，一是那时还没人买粪，二是学校有了实验田，自己要用。

   冬天拾粪不是个好滋味，天很冷又要早起，那年代家里都不富裕，穿得也不行。最冷的时候，土公路上可不时见到冻开的缝隙，家乡的方言叫“裂璺了”。那时候从没听说过“全球变暖”和“防寒服”这类的词，只是听到老贫农给讲忆苦思甜，说“饥寒交迫”词时（大概他也是从广播上听来的），先想到的就是地上冻出的宽窄不等的裂璺，还有早上没喝热粥就得背上粪筐去村边的路上转。

   其实，大多数孩子没那么诚实，当然也是冻得受不了的原因，就往生产队的粪堆上去偷点儿。拾粪多少，学校里也不在乎，有两三个粪蛋子也行。

   拾粪的同时，也破坏了树木。特别是小男孩子们，都想有一只合心应手的小铁锹——类似于煤铲的形状，必按一个好的手柄。手柄从哪里来？就得去村边、路边偷砍小树儿。长得挺拔又没能出分枝的小树，就倒了霉了…

   学校实验田的庄稼长得特别好，因为粪很充足。不光是学生们冬天拾的粪，还有学校公共厕所的粪，也起了很大作用。实验田也不担心缺水，因为有的是劳动力。每个学生从家里拿一只盆子，就可以解决旱情。

   我们学校的实验田在一块高高的破庙废弃地上，人们叫它“大寺台子”，不知什么年代有过寺庙，捡不完的瓦砾似乎说明了当年建筑的雄伟与宏大。大寺台子下面是一个大水坑，又有一条小河从坑中穿过，或者说水流可在此处缓一下、屯一些时间。于是，碰到旱天，学生们便排成长队，用盆子往大寺台子上传水。碰到老师高兴时，还让玩会儿水，摸几条小鱼什么的。

   孩子们往上传水的那个场面，绝不亚于林县人民开凿红旗渠的举动。并且，老师也很会选歌，队伍出发时唱沙石峪的那首：“沙石峪，山连着山，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到了地时就唱红旗渠上的歌：“林县人民多壮志，愚公移山换新天…”

   歌名与全部歌词，今天已经想不起来，但总能记住一两句。

   最考验学生们劳动态度的事情是秋收。不仅要刨倒玉米秸子，还得把它拖往一里外的校园。有的小家伙为了表现自己，要一次拖二十来棵。十一二岁的孩子，要拖三四十斤的东西，也不容易，所谓路远无轻重，并不像搬搬挪挪那样省劲。坚持不住的时候，就故意丢了几棵。更何况，整个过程多少有点游戏性质，走得慢的孩子，往往故意踩前面同学拖的秸子，经过村中间时，就有大人们把孩子们故意丢的秸子拾起来，沉甸甸的玉米也给了大人们一份意外的喜悦。

   勤工俭学与劳动课都是为了让学生知道劳动的重要性，知道钱和粮食的来之不易。特别是粮食的重要性。学校里没活可干了，老师就带学生们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般情况下，生产队还不愿接受学校的支援，怕的是孩子们干活不经心，反倒给生产队添了麻烦。但是有突击性的活儿，还是乐意让学生们参与的。

   印象最深的当属割苜蓿与深翻土地。

   割苜蓿是个有乐趣的劳动，除了偶然碰上一条蛇，大家惊叫一番外，还会时不时碰上一窝儿不会跑的小野兔。劳动场地，很美妙：原来伏在苜蓿上的各种小飞虫被惊起，招来燕子和蜻蜓低飞扑食。有时你会觉得后脑处，忽地一下，不用问那是燕子掠过了。紫色的苜蓿花儿，带着微微的甜头，成了孩子们解馋的零食。

   有一次，我尽情地飞抡长把镰，不小心碰破了族侄（也是好朋友）的腿，老师只好让我扶着他回家。伤一点不重，史留了一小点儿血，我俩又嚼了些止血的野菜按在他伤口上，很快不出血了。到了老师见不到的地方，他突然蹦起来：“叔，我不怪你，实际上，我故意让你碰着我。”我有点吃惊，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想回家，我的小兔儿没人管，边走边砍菜吗。”

   “不用，看我的！”我才想到，我喂的小兔也该吃东西了。

   等了一会儿，一座小山般的苜蓿车晃晃悠悠地从工地走来，我迅速接近它。在它过一道土沟，要上坡的时候，我猛地扑上去，一把一把地往下拽，驭手只顾甩着响鞭，打牲口，没注意我。我们俩收获了一大捆苜蓿，从田间小路上拐弯抹角地回到村头。到了村头，再把苜蓿分成两份儿，各自回家去了。那天，我的小兔吃得特别欢。我把小兔吃的梗子留给猪吃，它似乎也很兴奋，不时发出满意的哼声。

   砸缸为了多来肉

   深翻土地不像割苜蓿一样是每年都有的劳动项目，但却是很严肃的政治项目。有一天，村子里大街小巷都写满了毛主席语录：“学习长葛，深翻土地。”写标语的任务是由学校来承担的，尤其我们那个校长可是写宣传字的好手，可惜当年没著作权这一说，也没有照像机，他所写的一手好字也随时间消失了。

   起初，村里人们不了解深翻土地的意义，不愿执行。不愿归不愿，总得有个应承。说是公社里要来人检查的。干部们便选些接着路边又不太好浇水的地，做起门面上的事儿来。

   深翻土地的办法现在说来，有些让人不敢想像。好端端的土地，每隔两三米就要挖一道深一米多的通头的深槽，把生土晾到地面上来；坑里再铺上农家肥，上到一定厚度再往上铺熟土。

   后来翻查有关资料，才知道深翻土地是河南大跃进（1958）时代的经验，怎么会在1975年的河北的平原腹地重演，真是咄咄怪事。那时人们还时不时集中学学辩证法，但为什么不明白不同地区的差别呢？当时还风传：有一个平原村子竟然学大寨造起梯田来…

   村里还真有看不惯的人，敢说话。他拦住支书说：“他妈拉个B的，谁让你这么干的？”

   这人和支书是同宗，辈份儿高，岁数也大，支书只好说：“疯爷，这不是公社里说的，也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吗？”

   “滚你娘的蛋，我怎么没听毛主席说过！”

   ——没人敢跟这人较劲。不但，他是个疯子，还是个有复杂经历的人。他在延安上过抗大，不知犯了什么错误被开回来。不过，他对毛主席忠心耿耿，一条用拴羊的链子做成的腰带上别满了毛主席像章。他谁也敢骂，村里要是过个吉普车，让他闻见汽油味（实际上是汽油燃后的烟味），他就会追出来吗？包片儿的革委会副主任一见他来，马上骑上自行车就走。这疯子最后在极度的痛苦之中，给自己做一锅农药的玉米粥，喝了，结束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