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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不免遭灾时 我们那代人脑海中存有许多时代政治术语,叫得较响的当为“批斗”一词。它可解释为“批判和斗争”。实际上,很少有斗争即双方说理、辩论,绝大多数是批判杂夹着拳脚。 约在我五虚岁即196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大队批斗会在我们家房后的一排破土房里举行。破土房是生产队(小队)搞政治活动的场所,四面透风,墙上的洞能让小孩子钻过去。上了小学后,为走近道,我经常侧着身子从南面的门缝挤过去,再由东墙的洞口往学校钻。再后来,约是1970年代中期,生产队搞副业,把它改成了加工车间… 那天,开批斗会虽然不是锁门会,但不知为什么父亲领我去了。整个屋子有正常的三间农房大,只是没有隔墙,通堂的大屋子挂着一只汽灯。汽灯在那个年代是少见的,老百姓也跟它叫罩子灯(不同于“泡子灯”即有风罩的煤油灯)。汽灯的光亮惨白,照得每个人的脸上都很难看。父亲领我进去时,屋子里已挤满了人,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自带了板凳。那老旱烟味,让人受不了。 屋子中间有一块空地儿没人。只听负责批斗的人喊了一声:“蹶起来!”这时,一个五十岁光景的人主动地走到空地儿中间,头向北,弯下了腰,随后又一声:“猫大点腰!”被斗的人头往下再低了一下。接着,就是一阵口号:“打倒叛徒!” “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其实,当时只听见呜呀乱喊,并不知道口号的内容,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口号时常在耳,才“补忆”起来。 老头说了些什么即怎么交待的,记不得了。后来听父亲说,被斗的老头原先是八路军锄奸队的(今天该叫“特工”),去天津用烟土和金条给八路军换药品,失了手——被抓了;他家里是富户,拉了两车粮食,把人赎了回来,他自然地脱离了八路军的队伍。全村子上岁数的老人,谁也不说他是叛徒,只说他不干八路这一行了。再说,他要真地当了叛徒,也活不成,八路军会找他算帐的。他在被抓时,也没说真话,因为他的名字让县城的日本人和“白帽子”(汉奸和皇协军的外号)恨透了,曾贴过布告:他多大份量(斤数),我们出多少金子,死的、活的都行…… 这个老头不仅让老人们尊重,由于他传奇般的经历,他还是我们那些小孩子们向往的英雄。那个年代就那么奇怪! 批斗的口号又喊了一阵,随后是密集的拳脚。有一个我的族兄飞起一脚踢在老头的腹部,由于用力过大,后脚不稳,一踉跄踩着我的脚。可能是冻得太麻了,我没觉出疼来。老头挨了重重的一下,身子一歪,撞在柱子上。他的儿子终于忍不住了:“我操你娘的,下死手呀?!”双方要打架,被人们劝住,一场批斗也就结束了。 我很佩服老头儿!不只是他的一个孙子(他有六个孙子)是我最要好的小伙伴,而是他很坚强。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比如他常从肥大的衣袋口里掏出几个干净的带皮花生给我吃。我也很亲切地喊他“二大爷”。 他死的时候,我已上班了。听到他的死讯,我骑车子赶回,随了礼,参加了送葬。在棺材落窝子时,我和几个年轻人跳下去,扶正了棺材。当然,此时他早已“摘了帽儿”,不再算叛徒。在他“摘帽”后,还能领到政府给的生活费。 被斗者的传奇经历 老头年轻时的能力很厉害,单从他五十多岁年纪的身板上就能看得出来:一人多高的墙头,他一蹿,手搭上墙沿,人也就过去了。传说中,他最“玩胆儿”的一次是让三个日本兵和六个“白帽子”给堵在家里。眼见对方进了大门洞,他已无处可跑,他在屋里大叫起来:“他这个当二哥的,忒不是东西了!当了八路不说,还多分地亩儿,我跟他豁命了!”拎着枪就往屋门外冲,对方九个人顶住他,问他:“八路的干活?”,他声嘶力竭地喊道:“他是我二哥,分家打起来了,他刚上了房,我拎着枪追他。非打死他不行。” 那时富户一般都有枪,三个日本兵也信了。先由一个“白帽子”顺梯子上了房,他跟在后面。等他前脚踏上房沿,后脚一用劲把梯子蹬翻了。前面在房顶子上的一愣神,他一枪打掉了对方的帽子,低声说:“今天留你一条命,敢烧房、抓人,我活埋了你全家!”说完,一溜烟似的从房顶上跑了,七拐八转窜到村边的大苇湾… 他说“活埋了你全家”,不是说着玩的。为此,他还受过八路军的纪律处分。当然,从另一方面,他也保护了我们整个屯子(13个小自然村),真就没一个“白帽子”在我们屯子里抓人、烧房! 有了他护佑乡里的好处,人们并不真恨他。批斗他也是一种形式,狠踢他的年轻小伙子不过是因为贫农出身——“老时年间”过得日子不像样,嫉恨富户罢了。从挨了那猛地一踢后,他再也没被批斗过。倒是他的儿子和踢过他的那个人及其兄弟们似乎结下了仇。只是说“似乎”,没有绝对的证据,但是双方打过几次架却是事实。那个时代,政治斗争的氛围浓烈,而乡下人传统的相让相安的观念没发生改变,所以一听到因为政治原因而邻里或亲朋之间划清了界限的事很少,几乎是没有,就不用提城里人那种“儿子批判父亲”乃至于像刘少奇的儿子说,都不敢跟亲爹说话的事情了。 儿子批判老子或反驳父母物事情有,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反目成仇,多少带有戏剧性的色彩。 比方说,我有一个小伙伴因调皮,挨爸爸的肥揍,抹完眼泪和鼻涕,戴上红领巾往公社里跑。到公社里,小家伙跟公安员说:“他打毛主席的红小兵!”公安员说:“你回去吧,我会批评他的。”至于后来批评了没有,人们谁也没兴趣问,倒是这个红小兵落下了话把儿,人们总当着他的面儿说:“你打毛主席的红小兵!”,随后哄地一笑,跑散了。 参加错了会的国民党员 乡村的人们不采取划清界限的措施,但心里也有不高兴的地方。在日后的生活中,多少会表露出来。我们家一开始成份划不准,先说是“破落地主”的年代,我二舅验兵(即报名参军),结果没成;在改成上中农的时候,我姑妈家的大表哥也因我家成份问题,没当上兵。后来,我二舅说:“要不是你家成份高,我也当兵了。”,姑妈同样说:“你大表哥因为咱家成份高,没当上兵。”他们的意思是比较于我的幸运而言的,到了我参加高考的八十年代初(1981年)就没有成份这一限制了。而比我大几岁的一位国民党员的儿子,也参了军,还升到营级职务。 提到这位国民党员,还有一段笑话。老人们总给我们“讲历” 这段笑话,直到他儿子当了兵,才渐渐没人说了。 说的是这么一件事儿: 县城解放后的几天,村里召开党员会,村长拿着铁皮喇叭喊:“党员开会啦!党员开会啦!”这位在国民党铁道系统工作的国民党党员正在家里休假,也急忙去参加党员会。 会开了一会儿(正事说完了),村长跟他要党员证。他说:“有,有呀,在这儿!”掏出来的却是国民党党员证,大家不由分说把他给捆了起来…… 后来政治运动的批判时不时会带上他。尤其“地、富、反、坏、右”被强迫劳动时,他一次也免不了。别的“坏人”还能找个托词,比如病了什么的,他却不行。而且这个人还很有老农那套犟劲,有一年垫宅基故意占了一点儿村中的大道,支书让他退出道边儿,他愣不听。结果公社的公安员来了,把他给绑了。他家的宅基地垫土工程也被迫停了下来,代之而来的是支好的架子和挂好的苇席,苇席上贴的是大字报。他有一句话说:“你们不光在正晌午!”,是被批判的重点。公安员说他有意攻击共产党,他辩称只是骂支书一人。 事情虽然了结了,但他免不了又得去参加游街。 游街的人大多是现时有问题的人,比方说偷了队里的粮食、打了村干部,或者故意弄伤了队里的牲畜什么的。很少带上“历史的”。那时候,现时出了问题的叫“现行的”,过去有问题的叫“历史的”。其中有些现行的,问题严重了还要在游完街后判刑,俗称“坐法院”。游街者的顺口溜儿 有一个人的事情挺奇怪,据说原来是大连造船厂的工程师之类的身份,因为偷听过敌台(苏联广播)被遣送回原籍改造(应该叫“管制”)。此人一表人材,一米八的个头儿,常年不变地梳着背头,爱穿蓝色的涤卡褂子(即上衣)。要不是镶着金牙,“各方面都像毛主席”——我们小时那么认为。他一家回乡,自然吃不饱,便悄悄地偷队里的粮食。有一次偷得实在太多了——32个大玉米,让人们看出来了。说也奇怪,平时不知人们是出于同情或讨厌乃至害怕,很少对“坏人”实行“翻筐”。也许这一次太明显了,背筐里藏不好,露了馅儿。自然,他是双重“坏蛋”了——即是“现行反革命”又是现在的“坏分子”。 游街! 公安员给他编了顺口溜: 我是大庙**廷,接受管制还不行,偷了三十二个大玉米,今天叫我来游行! 被罚游街的人连成一串,每人拿着一件民乐器,一般是小鼓儿、钹、小铜锣之类的。自念完一段后,就用乐器击打一下。 还有一种办法是让每个人念一句,最后一个人打击一下乐器。比如一伙赌博的被抓住了,游街时,每人一句: “二板子”第一个人说“长三”第二个人说“老虎”第三个人说“大天”第四个人说“我吃面!”第五个人说 用得都是赌钱的专用语。 那时候年少,不懂事儿,跟着起哄,看游街的还不算,往往要套顺口溜开玩笑。只是到了轮上自己家人的时候,才感到什么叫受到了侮辱。 有一年我父亲带两个同姓兄弟(也就是我的族叔)去河南新乡县当“黑师傅”挣钱,回来,给叫到公社里。除了市管会(现在叫工商所了)罚每人八十块钱外,还得游街。 我姑妈听到这个消息,疯了似地跟我大表哥往公社里跑。好在,找到了一个老表亲在公社里管点事儿,把游街改成了义务挖沟。 全家松了一口气。但是,他们几个人不能享受普通河工的待遇,即不能吃集体的粮食,要吃自己的干粮。有一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了十几里路,给父亲送烙饼去,到了河边却傻了:满河筒子红、黄、绿的彩旗,大块红旗上都印着各大队(村)的名字;唯见一块不长的河段上,一面糊着白纸的旗时不时迎风展一下,上面的字很清楚:“黑师傅队”。(那个我虚岁10岁了,能认得字) 那种感觉,现在想起来,还让人倍感羞辱。这种羞辱,不是因为父亲做了什么坏事,而是觉得无辜地被人当众扒了衣服。 我慢慢走到他们那个地方,有五几个人坐在放倒的小车子(手推车)边,吃着肉炖粉条儿和大个的白馒头。我家那个远亲还喝了不少酒,满脸通红,并不断咳嗽。父亲往我嘴里塞了一块肉,说:“快家走!人家要往咱家敛东西去。我不要饼。” “敛东西”的意思就等于没收非法所得。 谁动了我心爱的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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