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的“部落战争”

   看露天电影是我们少年时代的最大精神享受。其实，何止少年人，成年人又何不如此。有的电影实在没看上，就从收音机上“听电影”，即录音剪辑。

   春、夏、秋三季看电影还好些，冬天才真受罪呢。在露天地儿里，一坐（或站）就三四个小时，冻麻了脚是正常的事儿。尤其有汗脚丫子毛病的小孩，那个罪儿，更别提了。一路小跑地到四五里乃至七八里外的村子看电影，跑到了，脚底下汗也出满了。等看上一部片子，脚底麻得发颤，再稍一缓劲，麻变成了疼，真有磨盘砸住狗尾巴的劲头儿…

   偏偏是露天电影绝大多数选在冬天，因为冬天不忙了；一般情况下是放两部片子，两部片子又把好看的放在后头。

   看电影的收获太大了，以致于受的那“洋罪”很快被忘却，小伙伴们开始模仿电影情节。一拔儿当好人，一拔儿扮坏蛋。演着情节不过瘾，就改成自编自演的“战斗片”——两伙人开坷垃仗。一个村子的两伙开着不过瘾，便扩大成了两个村子之间的战斗；两个村子的不过瘾，便发展成几个村的联合对付另外几个村的联合。现在回想起来，真有些像历史上描述的部落战争。

   本来是小孩子们开坷垃仗的事儿，大人们也时不时卷进来，过过手瘾。但是无论双方打多么激烈，都不会用砖头，只限于土坷垃。大多是集体垫牲口棚的大土堆上的小土块儿，或者是农户换土炕替出来的旧土坯。

   坷垃扔得远，就没了“杀伤力”，打到身上也不疼，用砖头的结果就不一样了，轻则起包，重则流血。

   除非极特殊的情况，双方都讲交战规则。

   其实，开坷垃仗的战争游戏也是锻炼身体的方式。放寒假时，开得最起劲，短不了闹到学校要事后处理，给一些活跃分子点名。

   模仿电影上的情节，有时也会带来很坏的后里。有一年看了《侦察兵》（王新刚主演郭锐）后，大家都开始用柳条支帽子，学国民党兵的大盖(沿)帽的形状。有一位经历过国民党时期的老汉，不无惊恐地说：“天下又要乱呀？兴这东西，不是国民党要来呀”。国民党哪会来得了，孩子们学的是扮成国民党的英雄们。下来杏子的时候，几个小伙伴商量着怎么弄点杏吃，有一个说：“往大桥上设卡子去，要证件，北乡的一个小老头儿总来换杏，卡他一下子。”

   所谓换杏，就是需要杏的人用玉米交换。用经济学行话说，是实物经济。老头儿的杏是队里分的，往南乡里来，换些粮食，年年如此。当间，老头儿也带点“私货”——贱买本村的杏儿，多换些粮食。杏儿是人们常吃的东西，倒腾着也不算投机倒把。

   烈日当头的夏天中午（老百姓称之为“大清凉晌午”），大人们都睡晌觉，几个小孩子拿上向日葵梗子做成的玩具枪，戴上国民党帽儿，有的戴上柳条编的伪装帽，上了大桥。一会儿，老头气喘嘘嘘地上了桥。见有两排小家伙站在桥上，也觉得不对头。“过去了，过去来。”老头儿提醒小家伙们让道儿。

   “证件！”一个孩子站在桥中央，厉声向老头儿发出喝令。

   “证件？换杏儿还要证件？”

   “没证件不行。要不，就得交杏儿。”

   老头儿没法斗一群小家伙，只好说：“一人尝两个，一人尝两个。”

   一群孩子尝到了有组织地行动的甜头儿。既然如此，干脆组织起来去偷更好吃的东西就是了。于是，一合计，去南边村上偷苹果吃算了。有一个小家伙非常聪明：“我知道那块儿是伏果儿（即夏季可摘的苹果），也知道哪儿下得有线枪。”

   一帮小“贼”们开始化装，编织伪装帽，趁天黑从野地去接近果园，而后留下几个放哨人，余者迅速潜入。那个熟悉地形的人，首先把线枪给摘除了，就像电影《奇袭》上的剪铁丝网一样。偷够了苹果，就得了。个别坏孩子，专门选枝头低的好果子咬一口，并不摘下来，留下一只只受过伤的果子。偷些苹果也就算了，线枪也不能幸免于难。

   终于学校里知道了消息。把卡杏吃与偷苹果合在一起处理，让各班追查。受追查的孩子们承认自己偷了苹果，却没一个人承认偷了线枪。后来，校方也就不了了之了。给你个小牛犊算了

   能演起电影的村子，肯定比周围的村子日子好过，也成为村子里的骄傲，甚至成了小伙子们“说媳妇”（媒人代找对象）的资本。不管政治宣传如何批判财产观点，但在人们骨子里却都以富有为荣。要是一个村子能连演上十晚上电影，那肯定在全县产生不小的影响。我们村紧邻的村子当年穷得要命，但也撑着面子演了三天。放映员问他：“有钱吗？一天可五块呢！”

   “五块就五块，演三天，每天两部片子，不就十五块钱吗！”

   放映员不是怕村里没钱，只是嫌伙食太差。到了好村里，不光给炒上几个菜，上瓶子酒，还给他东西（如花生、香油）往县电影公司送。这样，放映员两边落好儿。县电影公司的管事人高兴，给好片、新片儿，村里的干部夸他能办事。

   穷村子没钱办打点，演也是旧片子，什么《第八个是铜像》、《森林之火》那类的老百姓看不懂的外国片子，什么《地道战》、《地雷战》老套子片了，难得放个新片子。

   我们邻村的穷村子，对付着演了三天。到算账时，支书耍起了滑头：“演了三天烂片子，大伙都不高兴，你这不是耍戏我们吗？别说没钱了，有钱也不给。”

   “你，你…”放映员大概是头一回碰上这么个赖茬儿。

   “你要非要钱不行，就把这个小牛犊牵走吧。”支书说着，把小牛犊缰绳拴在放映员的自行车后架上。

   那时，没有牲口交易市场，再说也没人敢买集体小牛呀！

   支书耍了一回滑头，落下几十年的话柄。村里人们有人跟别人要东西，逼急了对方，便说：“给你小牛犊哇！”直到分队单干，人们才不再重说此事。再说给小牛犊，就真有人牵了。

   好你娘拉个脚

   那时的外国影片主要是朝鲜来的多，像《卖花的姑娘》、《看不见的战线》，还真吸引人。有一次，我们村子演《卖花的姑娘》，整个场上一片哭声。有一个心地善良的大姑娘，一定要再看一次。她盼了一年，听说西边七里开外的一个村子要上演《卖花的姑娘》，傍晚吃了饭就往外走。不料，她爷爷却拦住她，说：“一个大闺女家自各去看电影，你不怕让人家给弄治了？”

   “弄治”是当地特土的方言，表面意思是拾掇，引伸含义是强暴。

   姑娘没看成第二场《卖花的姑娘》却落下了个话柄。那时的人实在，有什么说什么。商量好结伴的几个姑娘问她：“为什么昨晚没到集合地点？”她说：“俺爷爷胆小，怕我让人家给弄治了。”一伙子姑娘大笑不止，笑得弯了腰，流了泪。那个被爷爷圈在家里的姑娘的解释，也成了话柄。

   在困厄的年代，电影却是人们难得的精神食粮。人们不分穷富老少，都争着看一场电影。那拥挤的场面，可想而知。有一次，一个大姑娘站在一个脚踩小板凳的小小子后面。小小子看到电影的精彩情节，大叫“好，好！”，一激动，从板凳上掉下来，踩在姑娘的脚上。与其说是踩，不如说是跺。姑娘疼得受不了，急了，骂道：“好，好！好你娘拉个脚呀，没看踩B上了？！”

   其实，她是想骂：“好你娘拉个B呀，踩脚上了！”

   这一走嘴不要紧，前后左右的人轰地笑了起来。姑娘已觉走嘴，低着头钻出人群，她羞愧难当，有两年没出来看电影。

   让人们忘掉《卖花的姑娘》和《看不见的战线》的，首先是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随后是日本的《望乡》、《狐狸的故事》。

   转杆指挥权消失了

   到了改革开放后，兴了一阵子私人放电影。大多是原来的放映员承包了公社（乡）里机子，或者转包给别人，找个村里子空闲院子放，改成了收费。农村的人们已习惯了免费的露天电影，破院子又挡不住跳墙的人，收入可想而知了。也有婚丧之事，借放电影助兴的，但毕竟不是天天有婚丧之事，并且婚丧之事也不一定“请电影”，结果电影就在农村消失了。

   电影消失的最主要原因是电视机的流行。起初是条件稍好的村子买台黑白电视，放在大队部里，伐上三两棵上好的杨树当天线杆。一大群人挤在屋子里看，暖和多了。逢上夏天，则放到露天地儿里。

   支书的职能发生了“转换”。原来放露天电影时，他总得讲上几句“抓革命，促生产”一类的，喝多了酒还会骂一通街。有了电视，他掌握着选台，并发号施令，让某某几个去转杆子。

   随着私人能买到电视，支书的权力欲被消解了。他没法到别人家去控制选台了，转杆子的活儿也改成了农戶自家的事儿了。

   当年，那么严厉的政治时代，也流行着一个潜规则，叫：“人随社会，草随风。”我的一个朋友的大姐，是支书的妻子。支书着力要批斗一家跟他上不来（有矛盾）的人，大姐与被批斗人家的亲戚说了这话，意在表白，这种批斗出于无奈。电影到电视的变化，支书的讲话与选台权力的变化与消解，不也是“人随社会，草随风”的结果吗？

   电影派生了孩子们的游戏，也派生了政治游戏、社会游戏。前者是自觉的，后两者则是不觉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