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给老师的五分钱

   说谎，几乎是我们那一代人的通病，或者我们自觉不自觉地从父辈所深刻体悟的生活中受到影响，有时甚至到了为说谎而说谎的地步。

   说谎实际上是为的服从公共认可的一元模式，以便无须表白地说明：“咱们（我与你们之谓）是一样的。”——这样说有点哲学味的深奥，实际的经历才更能说明问题。比如老师要求我们一星期之内做三件好事，或在作文课时写一篇忆苦思甜的作文，为了完成任务与作业，就要“编”。

   “编”作文尚且可以，但“编”好事作就不那么容易了。不容易，并不等于不“编”。那些学习不好的同学，还很爱“编”好事儿，因为此举可弥补学习差的短处。有一天，一位同学交给老师五分钱，说：“老师我在上学的路上捡到五分钱。”

   老师端详着那五分钱,表扬道：“某某同学表现很好，捡到五分钱，交给了老师。我们要向这种拾金不昧的行为学习。大家以后捡到钱后该怎么样？”

   “交—给—老师！”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

   这时老师的目光才离开她手里的五分钱，满意地点点头。

   其实，那五分钱根本不是那个同学捡到的，而是他拣铁豆儿，卖了后少交给大人，自己留的“后手儿”。为了学雷锋，只好交给老师了。

   拣铁豆儿。是件不容易的活儿，也不好赶上。那时屯子里有一个四村合办的集体铸造厂，每逢开火之后，就往外出一批釉子。釉子是化铁炉的辅料青石子烧后的废料，里面残存着些小铁块儿，还有铁炉出铁水时，四浅的火花冷却后就成了小铁豆儿。这此东西，铁工厂当废料往外清。小孩子们便下手去拣。家里稍微象样点儿的，给孩子副破手套（多半是父亲在铁工厂上班，发了，用过的）；家里穷得，没办法，下手扒，时常会划破手。更有聪明者，不知从哪里找来块喇叭上环形磁铁，在中间穿上个小木棒，往釉子末和废铸沙里一转就吸上不少铁豆儿。

   那个交五分钱的同学，就有那么一件宝物，所以他比我们另外几个一班的同学卖得钱都多。他那五分钱在手里好几天了，她姐姐借他的买两根玻璃丝（实际上是塑料线），他死活不借。玻璃丝儿，一分钱一根儿，若是姐姐买了，他还能剩三分钱。最后，为了顶一件好事儿，他交给了老师。

   不过，这家伙很聪明，悄悄溜到商店（全名叫供销合用分社）里从一种很好看的鞭杆上给姐姐解来两根。那时，好鞭子还是有的。叫“三节鞭”。木把儿是机制的（旋切而成）；杆呢，是实心竹子；最上端叫“鞭挑儿”，又细又有韧性。杆部缠有红、绿、粉的玻璃丝儿，正合小姑娘扎辫子。

   说谎习惯衍生报复心态

   他偷过，我当然也偷过。都是给自己的姐姐。我给姐姐，是为的少挨打，少干活儿。她比我大六岁，替父母行管教我的责任。

   有一次，那位交五分钱的同学偷了班上同学的铅笔和削笔刀儿。老师挨人搜，逼得他承认了。我怕极了，生怕他说出我也偷过玻璃丝儿的事，心跳得厉害。老师批评他，说的什么，我一句没听进去。临放学时，还让同学踩掉了鞋。本来鞋就不大跟脚，只好拿着回家。姐姐见状，火往上冲：“我知道你又洗澡（即游泳）去了，湿脚穿鞋能不打滑？能坏得不快吗？”

   我知道：这顿打是跑不了的了。只好咬牙低头。不过，我心里想：爸爸回来，我一定报复你。

   爸爸为了家计，时常外出当“黑师傅”，并叮嘱姐姐一定看好我，特别是洗澡（游泳）这一项。因为我们家已三代单传了，生怕我淹死。有一天，爸爸终于回来了，我开始装瘸。父亲问怎么回事作，我说：“我姐给打得！”

   姐姐砍菜回来，一进门，见爸爸回来，就往屋里跑，她满以为爸爸给捎了花衣裳。没想到挨了两记耳光：“打孩子怎么这么狠？”

   “他光洗澡去！”她还在辩解，根本不知我装瘸的表演。

   第二年，年景好。麦收前，父亲从河南新乡背回一袋子富强粉还有一张毛主席视察七里营的画，画名叫“人民公社好”。那天中午吃的包子，包子是嫩韭菜、肥肉块儿的馅儿。我一连吃了三个，拿起第四个往外走，把馅全吃了，给了小狗子一块包子皮，小狗叨住往回跑。我生怕大人看见，顺手把后半个包子皮扔到了东房顶上。一想，又不对，要是大人上房，不就坏了。又看看小狗子，趴在椹子树下猛往下吞咽。我追过去，抱住它，不让大人看见。小狗子吞下包子皮，高兴地舔我手。我顿生一计，往房上扔它。让它把包子皮给叨下来，或者在房上吃了。扔了几下，扔不上去。

   姐姐也拿着一个包子出来，冲我瞪眼：“看，撑得你，扔狗开的了？！”好，好，我总算有了办法儿了。晚上，爸爸沉着脸：“你俩谁往房上扔包子皮了？”“我没扔，我吃得还剩了下一点儿，让小狗子抢去了。我姐出门时，拿着包子呢！”她说什么也辩不清了。

   说得让自己都流泪了

   凑干好事儿的件数，我也发愁。为了有个固定的来源，便接近喂牲口的长辈，帮着牵牵，去井边或坑边饮它们。中间，还能得点快乐，碰个老实的小驴子能骑上一阵儿。

   写忆苦思甜的作文就没骑小毛驴那么美了。因为我们家成份高，是上中农，写不出苦来，只好瞎编一气。编得不好，撕了重写，直到写得自己都流了泪。什么奶奶穷得过不下去了，把小姑姑给卖了；什么家里过不了年了，爷爷给地主下跪了，凡此等等。事实正相反，爷爷在世的时候，倒常救济族人，过年时谁家有困难就给三升白面十个掺假的馒头，那是他的规矩。所谓掺假的馒头是六分麦子面四分玉米面。爸爸听我念作文后，很生气：“写不了咱不写吗！你爷爷没那么穷过。咱前后院三十口子人，哪个有他起得早？那粮食是土里刨来的！你西院的大爷，为什么穷？——你知道吗？他跟你爷爷做生意，都发了财。可他又吃又赌，玩了个精光。你爷爷呢？不抽不喝不赌…”

   老师倒不管那些，只要看你写得符合苦大仇深，就给个“甲”，最坏也是“乙下”。

   我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族叔，他家也是上中农。他挺上进，是学校篮球队的队员，经常代表乡里去县城参加比赛。平时总能穿一身旧了但很干净的运动衣。有一回，他也写忆苦思甜的作文，他很认真地问他爸爸家史，愁得他爸爸直抽烟：“写么呢？写么呢？”

   最后父子俩在八仙桌两边都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

   忆苦思甜，他写不出来，就凭那大八仙桌，他也写不出来。老辈子要不是富人家，怎么能留下这东西。

   我刚才什么也没说

   说谎倒也有救人的时候。1976年夏末，我已13虚岁，快12周岁了，说谎不只是保护自己了，还有了攻击性。

   学校让勤工俭学，给老师砍青草。青草晒干后，卖了，给学生三成，学校剩七成。大人们都有意见，让孩子们尽量少交。反正我在家里玩惯了，不干活儿，领着几个小伙伴下河玩去了。玩够了，大家每人砍了少半筐青草去应付差事。老师见状，揪着我的耳朵：“你个坏小子，又逮鱼去了，是不？”

   我发火了，反抗道：“我们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去了！你反对毛主席呀？！”老师松开了手：“别他妈玩这一套，毛主席死了个蛋地啦！”

   这时，学校的大喇叭放出了我们已经听过两次的哀乐了。那年周恩来、朱德先去世了，随后是毛泽东。老师见自己说错话，慌忙把我拉到一边：“毛主席逝世了，我刚才什么也没说，对不？”我没吱声，他更害怕了，忙跑回办公室取来一个醮水笔尖递给我：“毛主席逝世了，知道不？”

   我万分感激地点点头，大声说：“毛主席逝世了！”

   我虽然爱说谎也捣乱，但学习一直不错，最爱练字儿。平时总盼着在老师办公室门口拣个醮水笔尖，回家往高梁尖杆（俗叫“挺杆儿”）一按，醮上点颜色水练字。没有绝对必要，大人不会给买墨水的，往往给留点染衣服的颜料，兑上水当钢笔水儿。

   我当初不明白“死了个蛋地啦！”有多严重，后来才稍微悟出点儿道理。那年，邻近一个公社的革委会主任（好像姓高）在全国人民给毛主席治丧期间，他吃烧鸡、喝酒，结果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

   我死活不能把老师那句“毛主席死了个蛋地啦！”说出去，闹不好他会被开回去。虽然他是个民办代课教师，但也挺不容易的，有些老师总背后议论人家穷得连个新棉袄也买不起以及家里脏得不行之类的。

   叫你娘来挡个蛋呀！

   老师也是凡人，不像人们想象的师表、圣人什么的。有一年冬天，一个同学为了喝完家里的热粥，迟到了。老师急了：“你他妈拉个蛋的，三天两头地迟到，不会那碗粥别喝了。听见预备铃，往学校里跑也来得及呀！”

   小家伙急了：“我五点就起来了，我爸爸高压二百八，往县医院送了。连饭都没吃，不信你问问俺娘去！”

   他分明是在撒谎，因为嘴角上还有粥沫子。同学们轰地全笑了。老师也急了，用教鞭（小竹棍子）敲着讲桌：“叫你娘来！叫你娘来挡个蛋呀？！气得我牙疼。”

   同学们更是轰堂大笑…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那一代人爱说谎确是由老师给造成的。因为各种批判会老有，就像学生要学雷锋、忆苦思甜一样，老师们也有任务。他们要写各种各样的学习心得，还要自我批判。

   批判师道尊严，是最典型的一样。

   我有一位挺要好的伙伴，他妈妈是老师，教我们语文。因为他们一家全吃商品粮，就跟娘叫妈妈，仅这个称呼，就高我们一等。他要是叫你去他们家玩，或给些吃的，就好比农民进了县长家。他跟我建立关系的原因是我们俩家都有椹子树。他家的两棵在一起，一酸一甜，有五六十年的树龄了。他姥姥（这个称呼跟我们农民子弟倒一样）一到麦收前，就要在集上卖一笸箩。我们家的那个椹子树有十几年树龄，酸甜适中，等不到全熟透就让我和姐姐给吃完了。我上树快，小伙伴们吃，我就给。终有一天，我和老师的儿子比赛谁家的好吃，让小伙伴尝。就像现在歌星让名家给打分儿一样。小伙伴一致评我胜利。我估计大家都说了谎，因为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而他是老师的儿子，感情因素占了上锋。

   但他不愧为有教养的人家的孩子，和我达成一致，下来椹子的时候换着吃。换着吃的过程，就意味着我能上他家去…

   后来的一件事，终于让我疏远了他。他念一篇批判他妈妈的文章，说他妈妈经常打我们，罚我们写十遍作业。这是没有的事呀！他妈妈是位很善良的老师，从来没骂过我们，别说用教鞭抽了。最严重的时候，就在作业本上给批个“重写”。并且，她坚持用普通话给我们上课，大家非常喜欢她。

   我们都知道那篇发言稿是他妈妈写好了，让他念的。可是没人去责怪老师，反而说他“不是东西”。

   其实，不该责怪我的那位小同学，是他妈妈、我们的老师教他说谎的。当时，不会“深度思考”，只怪演员，不怪导演。

   捡到五分钱的故事，也不全怪我们，那个时代的教育就是那样。有一幅画，画得一个带红领巾的小姑娘，踮着脚,把一分钱交给岗亭子里的民警叔叔，画名叫：“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