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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深刻的私人记忆 饥饿是我少年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它比影子更忠实于我,因为阴天的时候它也不曾离去。不过,总比出生在我以前几年的孩子们要幸运许多,因为他们经历了“瓜菜代”——绝少有粮食吃;连大人们都“代”得浑身浮肿甚至死掉,就别说小孩子们了。 这不是瞎说,一本叫《信阳事件》的书已经明确讲述了那段历史——那段在我出生前4年的社会状况。著名学者、政论家李锐先生在为《信阳事件》一书所做的序言(《炎黄春秋》2002.4)中说:“…中央工作组,几十人来到信阳,亲眼看到许多村子已绝人迹,以及人吃人等等惨状,仅光山县就饿死许多万人,北京来人无不掉泪。”我刚记事时,听父亲说过“瓜菜代”的事儿。他说,他从外地往家赶,走到村口就饿昏了;村里人们饿坏了,没力气抬他,幸亏我姑妈来家借粮食碰见了他… 父辈们说,那时村子里饿死过人,但为数不多。现在看来,比河南信阳地区的情况要好,至少没有发生绝村和人吃人的现象。不过,饥饿给好多人造成了人际关系上和人格上的伤害。我母亲和姑妈关系一直不太好,只因为在饥饿的年代里,我父亲把家里一口袋豆子白给我姑妈一半儿而没借给我姥姥家。我母亲时常对我说:“你姥爷家没吃的,你姥爷出河工时吃的饼子是用棒子(玉米)核儿做的,往热水里一放都散了;你爸爸吃的是半白面(一半玉米面)的饼,光顾自己,不让你姥爷吃。” 要是说我父亲白给我姑妈豆子而不借给老爷,我信。因为我父亲和姑妈出生在农村巨富人家,因家遭匪灾,只剩了十几岁的兄妹俩,孤儿间的亲情总比正常人要强烈得多!况且,我姥姥家人多,九口子人(我母亲兄弟姐妹七人),借一点,不顶用。但要说,父亲有饼不给我姥爷吃,我不太相信。因为父亲是个十分负责任的人,比如为了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在打击“黑师傅”的年代(后来称为“割资本主义尾巴”),敢冒风险出去挣钱(相当现在的打工),足让我佩服不已。 一个穷人无奈的死 可是,后来我慢慢地相信了。这缘于姥爷的死因。我出生时,没见过姥爷。他死于1962年。无论我母亲,还是我姥姥,乃至舅和姨们都说是被人诬陷,上吊死的。但姥爷的近当家有人说,姥爷确实偷了队里的粮食,被邻居举报了,才上的吊。到了后来,我有了“出息”(按农村标准来说,考上了学,吃了商品粮,有了公职……,还有写文章出了名,等等),我的一位族舅仍坚持这一真相。那年(1997年)夏天,大雨后,我与这位族舅在村边等车,望着离公路不远的姥爷和姥姥的坟头,很伤心:“我姥姥算享了不少福,可惜我没见上姥爷。要是还活着,我一定接他去市里享享福儿…” “唉——!也怨我三叔胆儿小,不就偷了半口袋棒子吗?那个年代人心法儿小…”族舅如是言曰。 是呀!一个养了七个孩子的户主,九张嘴要吃饭,亲戚又不借给粮食,只好去偷。犯了事儿,既害怕又丢人,便只有以了结生命为选择了。 小脚儿老太的演技 记得8岁那年秋(1971年,虚岁8岁),村里出了一件让人发笑的事儿。一位小脚老太偷了生产队里的玉米,被当众翻出,原来骂得一通,等于全骂了自己。 她是村里的妇女骨干(类似后来的入党积极分子,不过她早是党员了,也当过妇女队长),由于资格老,连妇女队长也得让她七分。有一天吃晚饭后,队长喊各户开“锁门会”——无论男女老幼都到会场,讲了一通形势大好之类的,就让所有人到洼里(农田)的场上去搓玉米粒儿。到了场上,小脚老太发表讲话,训示道:“黑灯瞎火要防止有人偷玉米,大家也要自觉。要谁偷玉米,他家是男盗女娼…” 当时,我们几个小孩子不懂“男盗女娼”的含义,问大人们。大人们说:“现在提倡移风移俗,男的可到女方‘倒插门’…”到了以大后(大概上了初中),才知道“男盗女娼”的含义。当晚集体出工的闲话主题就是“倒插门”。 笑话的关键一环出在村口。 当时,只有白天村口设卡子,俗称“翻筐”——看看你砍的草、打的野菜当中有没有夹带玉米、红薯之类的东西。而那天,村口晚上也设了卡子,而且事前没人知道。过卡子时让每一个人亮衣兜。小脚老太自然不怕,健步过了卡子。一个小孩子喊了一声:“老太太绑腿里有棒子粒儿!”大伙一下子怔住了,一个鲁莽的汉子蹲下去,摸小脚老太的裤管。拽开她罩在外面单裤下的绑带子,哗地撒落了一地玉米粒儿。 本来平时大家就看不惯小脚老太的假积极,越发起哄了。 小脚老太在家里憋了几天,又出门到村口拉家常了。但她那段故事却让人们“讲历”(——我家乡的方言,大意是指闲话)了后半生,恶毒者说她是“八十养汉——老毛病。” 为了吃饱,小脚老太还是时不时地从队里的田里偷东西。久偷成习,直到分了队(也就是土地承包),她还是偷。不过人们不再在意了。这倒很奇怪:偷集体的,有人起哄、“讲历”;而偷个人的,既便被主人看见了,也不以为意。可见,小脚老太发毒誓、说假话、偷东西,全由于饥饿造成。 肚皮都管不了,还管脸皮干什么?! 一只玉米与一顿暴打 饥饿,不仅是一个可怕的词,也是一种积而久之的心理疾病的成因。记得父亲为一支“花拉粒儿”的玉米,痛打过我母亲一回。大约是我十多岁时,生产队上分棒子栅(玉米秸的下半截,留在地里,分给社员当柴烧,但得自己刨下来),而刨棒子栅的过程中,遇到收割时剩下的玉米自然也归了个人。把拾得的玉米放在打好捆的栅子里,也没人过问。父亲推着满满一手推车棒子栅,看不见道,姐姐在前面用一根绳引领方向,上坡时,拉拉力;我则拎着一串蚂蚱和背着半筐菜的母亲走在后面。落日余晖下,一幅充实、幸福的图画儿。我猜测着:晚上不仅要烧蚂蚱吃,还会有一顿擀面汤吃。父亲喊了一声:“捡起那棵棒子来。”我见到地下有一棵被大车轧烂了秸的玉米,上面有一个小棒子。棒子很可怜,整个核子上七零八落地长了几颗粒儿,庄稼人跟这种棒子叫“花拉粒儿”。 村里照例有卡子。母亲怕翻筐遇到麻烦,从我手里拿过那棵玉米秸,扔在了道边的沟里。如果这样,就算完了。可偏偏爸爸喜欢我,回家后非要给我烧棒子吃。到了刨棒子栅的时节,几乎没嫩的了。从分到棒子里找不出来。爸爸问:“刚才拾得那个嫩不?”我说:“我娘怕翻,给扔了。” “什么?”父亲大怒,随后就骂母亲。母亲开始哭泣,父亲还是不饶,怒骂到:“这不是偷的,是捡的!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偷过?” 母亲听了这话,大哭起来,并指桑骂槐地为自家辩白。现在想来,肯定是我姥爷偷玉米的事儿成了她的心病。 父亲气急败坏,把院子里饭桌给掀了,上面的一只咸菜碗和一箅子饼子飞散了;奔到灶间,揪住我母亲的头发,痛打一顿… 自然,他也得承担后果,我舅舅们找他算了帐。我长大后,时常跟父亲说起:“您老人家哪方面都好,就是打我娘这条儿我不赞同!” 返销粮撑了个大肚皮 我本身经历的特别明显的饥饿吃返销粮的年头儿。现在想来很荒唐,怎么种地的农民却吃起了返销粮来呢? 返销粮有甜菜丝、白薯片、红高梁之类的。甜菜丝用来蒸“拿狗”吃。做法很简单:把菜丝过了水,再拌上些玉米面儿,在箅子上一蒸,形状像个趴着的狗。故名“拿狗”。放玉米面多了,是浪费,放少了又不粘不成个——拿不住。所以“拿狗”的关键,只在放玉米面这一招儿。甜菜丝是去了糖的,自然没什么营养。不过,有个甜头儿。小孩爱吃,撑起个大肚子。消化好的人吃了,直放屁;消化不好,只有胀大肚子。我属于后者,有一回吃得太多,撑得翻白眼儿。恰好有行医到村,说给扎一针,但要五毛钱。当时父亲不在家,外出当“黑师傅”去了,五毛钱对我母亲不啻天文数字。母亲为了救我这个独生子的命,赶快围全村去借。我模糊中记得,那位行医的人(也算是“黑师傅”)向我家邻居要了一碗热水,涮了涮一个大针,就给扎了起来。好心的大夫,没要钱,给我扎完就走了。等母亲借钱回来,我的肚子快拉瘪了。母亲抱着我头,问我痛不痛,我直说饿。母亲又问我想吃什么,我说“吃擀面汤”。 “好,娘这就借面去”。 现在我的肚子上还有扎针后留下的针疤。每每洗浴自视那个有纪念意义的符号,便想起那位好心的大夫,自然也联想起“饥饿”二字。 吃高梁有说法。条件好点的人家磨成高梁米吃,再稍有点油水,吃着顺畅,排着也不费劲。要是磨成面儿吃,那就惨了,吃着勉强,排着也… 当然,在极度缺粮的年代,庄稼人也有办法。野菜乃至榆钱儿、槐花都成了粮食的替代品。野菜打来后,不但可放入玉米粥中,而且也可做馅儿。榆钱儿和槐花自然是蒸“拿狗”的好料子。当时还有一种小贩,专卖榆面。何谓榆面?它是由榆树的粗皮与榆木之间的一层皮,晒干、磨制而成。这层皮很像是人的真皮。这么一想,榆树的命运也够悲惨的!我们少年时代,春末夏初的时节常看见榆树皮被扒下去,树干上一块块地发白。榆面用旧书报做成的包装袋包着。忘了什么价钱,但是肯定比食盐价格略高一点。那时,两毛钱的食盐,四口之家要吃一个半月。 有了榆面,高梁面子也就好团一点儿,否则,就会发散。 糖精也是那个年代的稀缺品,但总比红糖、白糖好买一点。吃白薯或红薯面子时,放一点糖精,可以压过面子本身发酸的甜味去。糖精是商品名,老百姓则叫它“糖金”。一个“金”字足见其份量小而价值高。什么价格,现在也说不上来了,猜想着那一包约25克,在两毛钱左右。 最难熬的饥饿时期是麦收前。经过一个漫长冬季,储存的粮消费得差不多了,而新麦子下不来。吃红薯,喝白饭(小米稀粥的俗称)是常有的事。如果家里有个收入,比如有当“黑师傅”的或偷偷做豆腐什么的,则可以从集市籴些粮食。那时,“割尾巴”,连卖鸡蛋都成了打击对象,不知怎么地,就是不管粮食市场。约在我八、九岁时,父亲挣了些钱,到县城南边粮食市上买棒子。干干净净大白棒子粒四毛四一斤。我父亲用手一搂,棒子粒哗拉拉地落在卖主口袋里,他二话没说:“过称。”找了中间人,给了五毛钱的过称费,全要了。 那种感觉太充实了!这等于从春节到麦收的四个来月间,全家又能免遭极度饥饿的痛苦了。我也不用眼馋别的孩子去崩棒子花儿了,也可以理直气壮提上破蓝子去排队了。听着几分钟一声的“嘭”地一响,看着自己的进度在往前,笼罩在热气中,简直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 饥饿也是心理疾病 饥饿,确实会让人产生心理疾病;它不于同性欲,压抑久了,便冷漠了。饥饿从来不会理会压抑,所以有时人们一旦有了饱食的机会,便放纵欲望。撑死人的事儿,也不稀罕。就像现在,性较开放时,总会有人死在情人的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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