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伍立杨《清末民初暗杀论》
   
    一、911事件后的联想
    有趣的是，当今世界“名人”、塔利班精神领袖奥马尔的经历，与北大校长蔡无培的经历有异曲同工之妙。表面看来，他们二人经历的区别仅在于“程序”的颠倒。蔡从清朝翰林到恐怖杀手再到北大校长，而奥马尔则是从伊斯兰学校的教师到恐怖组织首领的。这种“程序”上的颠倒，却分出了恐怖主义的两种性质，并且判若云泥。

   是奥马尔的“努力”，使反恐成为21世纪的第一个世界性的主题。“9.11事件”的发生，虽造成人类的恐惧，也使恐怖主义自己走向了末日。而此事件，也促使我们把目光折返到100年前，仔细观察20世纪之初的中国的恐怖主义。
    二、百年杀手出名人
    100年前的那一批中国的“恐怖分子”，几乎囊括了上一世纪中国的所有名人：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汪精卫、徐锡鳞、秋瑾、仇鳌、陈其美、陈炯明……这一批刺客当时组建了许多专职暗杀的团体，在他们的策划下，较著名的“恐怖事件”，如：
    1904年，吴樾两度谋刺陆军部尚书铁良未遂，后于1905年9月，在北京弹炸五大臣，以身殉国，孙中山赞“浩气长存”，柳亚子赞“吴樾一击，鼠首未殉，而鸾翮先铩，至今读者酸鼻”。这位时年26岁的“恐怖分子”吴樾，著有著名的《暗杀时代》一稿，该文的威力不亚于另一颗更大的炸弹，它鼓励革命党人把暴力直接诉诸于专制独裁者的肉体。
    汪精卫与黄复生、喻纪云、陈璧君等多人组成的北方暗杀团，专以慈禧、端方、载沣等人为暗杀目标，策划多起暗杀计划。1910年2月，汪亲自上阵刺杀载沣被捕。肃亲王因怕杀害汪精卫而引来更多杀手，使汪逃过一死，翌年全国光复，汪得以出狱。
   1907年7月，徐锡鏻在安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毅然拔枪，连发七弹，射杀巡抚恩铭。次日，徐烈士被斩首剖心。中山先生题曰：“丹心一点祭余肉，白骨三年死后香”。
    1900年，史坚如的暗杀小组挖地道进入两广总督府底下，内置炸药200磅，谋刺总督德寿。一声巨响，督府坍塌，烈士被捕。史烈士就义前坦白：中国专制如千年破屋，必须彻底推翻！
    1910年前后，刘师复、陈炯明等人在广州组织暗杀团，多次谋刺两广总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
    1904年，仇鳌等人在长沙组织暗杀团，多次谋刺陆军大臣铁良。
    1912年川籍党人彭家珍亲赴北京，到禁卫军头目良弼官邸，掷弹庭前，与良弼同归于尽。
    1911年4月，温生才借广州飞机飞行表演之机，怀揣五响手枪，计划暗杀李准，连发四弹，打死的却是副督统兼广州将军孚琦。后被捕从容就义。
    1911年8月，李沛基暗杀组刺杀新任广州将军凤山。
    ……
    辛亥革命前后，党人在立志铲除极权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理念指导下，以有限暴力，打击专制独裁分子。当时国内和海外约有的暗杀团体数十个，最有名的当属1903年由黄兴、杨笃生等人成立于日本的暗杀团，随后设总部于上海，主要成员有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等人。正阳门车站弹炸五大臣的吴樾，即属该团体。
    三、杀手的正义
    暗杀作为辛亥革命的手段之一，是一份很值得后人玩味的宝贵遗产。首先，人们在传统印象中，暴力暗杀是恐怖行为，是草莽武夫之作为，而辛亥年间的赴死义士，基本是文人学士；其次，中国人素来以为南方人秀弱，不如北方人威武慷慨，辛亥年间的暗杀烈士，70%以上都属于南方人士；再次，一般的成见，以为走入暴力的，多为底层贫民，是暴民革命，而辛亥年间的烈士，绝大多数出身富家，并且多数为海外留学归来优秀专才。这是一个很奇怪现象，但仔细思考，便也不再奇怪。
    他们的恐怖暗杀，虽表面针对的是独裁者的肉体，但实际指向的却是专制政体；暗杀的目的不在于个人复仇，他们与暗杀对象之间并无个人恩怨，甚至素不相识，他们的目的是追求共和宪政与人权理念。也正因此，辛亥年间的暗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恐怖主义，也不是一般人的作为，暗杀者的身份不是暴民而是追求民主、人权、宪政的战士，并甘愿为民主共和而“敢以颈血溅诸侯”的英烈义士。
    两次受到刺杀而未死的水师提督李准，在武昌首义之后，主动并率先向革命党投降，这不能不承认有暗杀震慑之功。但暗杀毕竟不是民主共和的主流手段，单靠恐怖暗杀也不能使帝制崩溃，共和建立。而且，在民初时期，暗杀手段也并非革命党的专利。宋教仁、廖仲恺、陶成章等人的遭暗杀，也充分表明，暴力暗杀的“正义限度”是很脆弱和很容易被超越的。
    伍立杨先生慧眼识珠，将清末民初的暗杀历史作为辛亥遗产加以整理，著成《鬼神泣壮烈》（副题《清末民初暗杀论》）一书，将有限暴力与宪政人权理论结合，从“书生义气与英雄主义的历史机缘”入手，进行深刻剖析，加之先生笔力遒劲，情感沛然，读之使人感奋不已。该书由陕西师大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印数五千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