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恶法”，指立法机构受强权操纵，所制定的完全背离了法的正义价值的法律，“恶法”只在表面形式上“好像是”法律，甚至连形式正义也谈不上，它借法的形式出台，本质上则走向法的反面。
   　　“恶法非法”是二战后西方法律学者提出来的，在当时特指纳粹德国企图使其暴行得以“合法化”法律。之所以提出这个学理命题，有战后德国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纳粹统治时期“依法”受到残害的异见人士能否得到有效赔偿？如果加诸其身的残害是“依法”进行的，正义能否在现在得以实现？在法不溯及既往、法的效力仅及于当下的理论框架内，法的价值如何回归正义？这才有了“恶法非法”的提出。
   　　中国从上世纪初第一届民选代议制立法机构产生才开始的，不足100年的法制史，有无恶法？中共执掌政权后，宣布借鉴大陆法系，具明显大陆法系形式特征的民国法律全部“非法”，统统废除，并从“54宪 法”开始了社会主义的立法实践。为区分资产阶级法律，中国权威法学家在世界范围的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外，又自创一系：“社会主义法系”。“恶法非法”的中国命题，将以“社会主义法系”为话题范围。

   　　那么 ，社会主义法律是否存在“恶法”？
   　　这需要首先回答什么是法律，然后才能对可以称之为法律的东西进行善恶甄别。当我们试图回答第一个问题时，在当前语境中将遭遇法律的阶级性，并使可能的讨论陷入一个人为巧设的窘局。众所周知，社会义法律是唯一公开宣称自己是“专政”工具的法律，并解释说，自己与资产阶级法律的区别之一就是“坦诚”。
   　　关于什么是法律，你们已经发现至少可以有两种回答，这就是西方式的回答和东方式的回答。在东方式的法律教科书中，答案是这样的：法是统治阶级制定或认可的，表现了统治阶级意志、并以国家暴力为强制后盾进行实施的行为规范。按照这种定义，法不是“全民契约”，因而不是全体公民的意志，法只是统治阶级把其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朕即国家”；法律面前也不可能人人平等，法是一个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暴力工具；国家主权也不在民，而在统治者手中；治理国家的权力无需民授，因为在选举之前，治权就已经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了，被治理者本来无权可授，因而一切级别的选举，只能是形式，也必须是形式；法律的作用也不是谋求全民幸福和限制权力，法律的作用是牧羊人手中的鞭子(据说这样吃草，羊才更加幸福)。
   　　论证这种东方式的“法”的合理性，方法很简单，第一，西方式的法本质也如此；第二，他们不承认？好，那他们就是虚伪的；我们公开承认，因而我们坦诚。
   　　我们应该注意到，现在这种东方式的“法”已经庞大得装不进“不足100年的法制史”了，其实它与1912年—1949年民国在大陆的立法史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反而与古老的大清律、唐律、甚至秦律倒更是亲如兄弟，相看不厌。它象秦律、唐律一样，属于“钦定法律”，只不过形式略有变更，把“朕”改为“统治阶级”，把“钦定”改为“制定或认可”，如此而已。
   　　行文至此，我们也不知不觉走入歧途：恶法的中国命题其实是不存在的!恶法不是法律，但它以“有法”为前提；如果我们面对的仅仅是“无法”，那又何从着手谈论法的善恶？
   　　从立宪政治以降，各国法律均认同 “主权在民”，连我国宪法也写明一切权力归于人民。法治国家最基本的法律原则是：治理者的一切权力都来自民授；授权其治理之后，对治理者的治理水平，还要定期进行“信任考试”，通不过信任投票，则收回授权，择人另授。离开“全民授权”和“择人另授”，公民将无从选择让谁作为自己的“统治阶级”，则我们基本可以判断，这个国家目前只有钦定的“治民律条”而无公民们“保障自己的幸福得以实现”的法律。换言之，此时面对的是“无法”而不是非法，此时讨论“恶法非法”，实属越位，但这个话题是否允许讨论，这件事情本身，将成为可以意外印证我的论点的一个标志。
    200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