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夜，约50名车臣武装匪徒在莫斯科一家音乐厅将上千名参加音乐会的人群扣为人质，对俄罗斯政府提出了他们的政治要求。26日上午12进，正当笔者提笔写作此文时，俄罗斯安全部队攻入音乐厅，用武力手段结束了与车臣绑匪长达60多小时的对抗。尽管如此，此次人质事件仍然造成了无辜平民的重大伤亡，举世震惊。这也是911恐怖袭击一年之后，世界极端恐怖势力继东南亚系列炸弹袭击、美国连环枪击案、法国油轮袭击案后发动的又一轮恐怖袭击的一部分。
   莫斯科音乐厅特大人质绑架案作为一起突发事件，引起全球关注，甚至改变国际事务的日程，把人们的目光从东南亚炸弹袭击、伊拉克问题、中美会谈以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等重大事项上，吸引到了莫斯科一个叫“轴承厂”的地方。
   在提笔写作此文时，笔者料定这次特大人质事件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劫持如此众多的平民为人质，武装绑匪的控制能力是有限的。果然，就在笔者写完第一页时，凤凰卫视的同步直播中传来了人质事件结束的消息，使笔者不得不撕掉原文开篇重写。
   回顾世界范围内重大的绑架人质的恐怖事件，日本驻秘鲁大使馆事件持续70余天；菲律宾阿布沙耶夫匪徒绑架人质和哥伦比亚武装匪徒绑架人质，一般持续数月到一年不等，因为他们是分期分批绑架并分别提出交换条件。只有卡特任职美国总统时，发生在伊朗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被占，外交人员和工作人员被扣为人质事件持续了400多天，直到美国政府通过国际法院的诉讼在卡特任职期满的第二天，才得以解决。
   当人们关注和思考此类恐怖事件时，我想让人们关注的是，世界上还有比莫斯科音乐厅特大人质绑架案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人质”事件。这就是世界上至今仍然存在的极权政府，如伊拉克。从本质上说，此类极权政府就是恐怖组织，他们用武力手段取得国家政权，又以国家的暴力机器把全体公民劫持为人质，而他们把本国全体公民劫持为人质所提出的交换条件，就是让国际社会容忍他们的极权政府继续存在，否则他们就不能保证人质安全。一个极权政府控制下的国家，就是一个放大的莫斯科轴承厂的音乐厅，区别是，车臣绑匪有效控制音乐厅的时间只有60个小时，而一个极权政府把全体公民劫为人质后，总能有效控制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极权政府的存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罪恶之一，它控制下的国家，无异于一座巨大无比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人质”中的任何一个，只要稍有反抗，立即惨遭镇压。

   为了让人们对伊拉克这种虽然以国家面目出现，但本质上与车臣绑匪完全一致的“恐怖组织”有清醒认识，笔者愿对二者的异同进行偿试分析。
   首先，他们必然选择暴力，这也是一切恐怖组织的虚弱本质所决定的，如果离开了“对枪的指挥”他们必然灭亡。车臣绑匪一手持枪一手拉住炸弹引信，如果他们的手对枪的指挥稍有放松，人质们就会奋起反抗。极权政府一般也拥有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但他们的武装力量不像美国军队，主要应盟国的请求驻扎在位于海外的军事基地去保卫盟国，而是把国内领土分层划为若干军事区域，全部武装力量就驻扎在国内的军事区域内，这无异于实行国内军事管制，也与50名车臣绑匪对音乐厅分区域控制的劫持方法完全一致。
   其次，他们都必然严格控制“人质”行动自由。现在还不能立即知道音乐厅里的700多名人质遭到了车臣绑匪怎样的控制，但可以想象，他们决不会允许人质自由行动，既然是一种“劫持”就意味着人质不会有行动上的任何自由。在极权国家里，公民们除过维持生命所必须的行动外，其他行动自由也完全遭到禁止。车臣绑匪不会允许音乐厅内与外地出入自由，极权国家对公民出入国境的自由也严厉控制。道理很简单，如果允许自由出入，谁还会留在暴力的劫持与恐吓中甘心做人质呢？世界上所有极权国家，无一例外都对边境实行了铁幕封锁，柏林墙就曾是最典型的一例，不断发生的朝鲜人闯大使馆事件，又为我们提供了近距离观察的例证。曾经有人对这种封锁感到困惑，现在终于可以举例释疑了——如果音乐厅里的绑匪允许人质们自由选择走与留，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再次，他们都不尊重人的生命权。车臣绑匪决定把音乐会上的千余人劫持为人质时，他们就已经对人质的生命作出了安排――听众们已被迫从“人”变为“质”，变为一种质押物，一种随时可以按价交换的“物质”，他们的生命沦为绑匪手中可以操纵的“质物”了。当专制暴君登基时，他也对本国的全体公民作出了同样的命运安排。在一个极权国家里，生命被卑贱、被贱踏、被侮辱、被残害、被漠视的事例不胜枚举，甚至使人不得不麻木以待！这也是在他们不幸沦为人质时就已经被注定的命运，每个人不过是巨大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等死的囚徒！生命，不过是一个随时可以剥夺的符号。在这样的国度，如果抨击生命非程序的剥夺现象，只会遭到持枪绑匪的嘲笑！
   最后，车臣绑匪与极权政府也有着相同的下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车臣绑匪被正义的枪声消灭了，结束了他们60个小时的残暴统治。重复了世界上大多数的极权政府的下场。事实上，世界上所有暴君都不会自动放弃对国民的“劫持”，因而他与其说是遭到了相同的命运，还不如说是极权者自己选择了相同命运——被暴力消灭！
   但他们其实还有另一种选择。阿布沙耶夫绑匪和哥伦比亚绑匪曾选择过另一种结束劫持的方式——通过谈判释放人质。在这一点上，应该说东欧除过罗马尼亚以外的极权国家，都选择了这种方式，通过谈判，结束劫持，释放人质，也换取对独裁者个人“绑架人质罪”的赦免。这种和平解决危机的方式，其结果就是：将宪法当作绳索，套在权力的脖子上，而把自由和权利还给人民——行宪政之日，就是惨遭绑架的全体人民获释之时。
   当然，极权政府也与车臣绑匪有着明显的不同，这表现在他们劫持的人质更多——全体公民；他们劫持的时间更久——世界上没有天才可以预言一个极权政府在何时终结；他们手中可以控制人质的暴力资源更多——可以是一个国家的全部暴力资源：军队、警察、监狱、“法律”、甚至核子武器；他们也更加隐蔽——他们以国家政权的名义出现，对内，他们制定“法律”，以“合法”的方式对人质实行暴力劫持，对外，他们以国际法的主体资格出现，甚至在联合国的席位上与别的国家平起平坐道貌岸然口是心非地共商“反恐合作”……上述各点，就是伊拉克之类极权政府与车臣绑匪的外在区别，也因之更容易掩盖他们恐怖主义本质。尤其是他们对内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号召，其实就是“爱绑匪”的教育，对外以“绝对主权”、“不干涉内政”为挡箭牌，顽固抵抗国际社会对人质的解救行动，以期对人质的无限期劫持并使其残暴统治万世存续。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车臣绑匪虽然抵抗了漫长的60个小时，但在正义力量的打击之下，被成功消灭了，这也为萨达姆之流的、更大的国家绑匪们敲响了丧钟。不过，在最后的打击到来之前，他们仍然有机会放下武器，接受宪政转型的和平解决方案。
   2002\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