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经历过的一次行政诉讼案件中，作为被告的警察机构当庭举证不能，无法证明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事实依据，但代表该警察机构出庭应诉的警察却向法庭提出，虽然我们无法提供证据，但希望法庭给我们以特殊信任，因为我们是人民警察，人民警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法庭理应给予警察比一般人更高的信任。在这位警察明白无误的要求背后，蕴含着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警察拥有比一般人更高的信任值。
   那么作为公共权力的警察权，我们到底应该给以更高信任还是更低信任？
   记得美国联邦警察局似乎是在美国建国后很久才设立的，北美大陆当时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小政府”，警察权留在联邦各州，州警察只能在本州内执行公务，不能跨州追击逃犯。为此有人提出设立一个联邦警察局的提案，但这个提案在联邦国会遭到激烈批评和抵制，他们把成立联邦警察局看作联邦政府扩权的危险信号，他们深知警察行使的是国家公共权力，而且是一种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公权力，这样的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的约束和限制，公民权利必将受到伤害。最后经过妥协，国会议员们在“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的心态下，十分无奈的投票同意设立联邦警察局，但对联邦警察局编制人数、权限、行使权力的程序等等进行了严格限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此后100多年里，其人员编制始终保持在27个。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对警察权的高度不信任。
   众所周知，权力具有自我无限扩张的本能，一旦失去有效约束，必然发生“权力异化”。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将公共权力授予某个机构行使，本意是谋取公共福利，但公共机构不能靠“机器人”来承担全部工作，对“机器人”的应用目前也只能达到打字机、传真机、复印机、电话机、电脑的水平，其他行使权力的工作仍然要靠人来完成，只好由具体的人来组成一个个公共机构，具体的人又总是有自己的个人利益。不对“公权”进行有效限制就将它授予具体的人行使，便难免“近水楼台”或者“瓜田李下”了。这就是美国国会议员在决定成立联邦警察局时忧心忡忡、战战兢兢的原因。
   在“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的行为，就是自觉放弃了对“更高信任”的要求，他虽然没有偷摘瓜果的动机，还是连纳履正冠这样的嫌疑举动也不敢作出。警察行使的是公权，整天在瓜田弯腰，在李下举手，如果还要求“更高信任”，实属荒唐无稽，不明事理。具体到我经历的行政诉讼案件中，如果警察在没有证据、或者虽有证据但却懒得搜集证据的情况下就大胆作出行政处罚，也就意味着他可以在不要证据的情况下处罚任何人。警察在法庭上虽举证不能但仍然请求法庭维持其作出的行政处罚时，是这样陈述理由的：我们警察的执法工作面广量大，涉及众多人群，如果本案因为不能举证就判决我们败诉，将给今后的执法工作带来严重消极影响。这无异于公开承认，我们今后仍然需要自由裁量和弹性执法。正因为警察的执法工作面广量大，涉及众多人群，才更要对其权力进行严格限制，否则其危害将同样“面广量大”！在本文所涉及的交通违章案件中，交通违章固然是一种危害行为，但警察的违法行政更是一种危害行为，而且后者较之于前者，其危害性质和危害后果都是不可等量齐观的。如果法院在警察机构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基于“更高信任”判决警察机构胜诉，无疑是在鼓励更多的违法行政，无疑是在以判例的形式认可警察权力的自我扩张。这就是公共权力的危险，也是公共权力应该受到怀疑、限制和约束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我们只能给警察以“更低信任”，使他们的每个职务行为都达到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的标准。警察应该依法严格规范自己的执法行为，用“最高标准”约束自己，从而使自己的职务行为经得起“最低信任”的考验。

   
    2004-7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