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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莫斯科當局把蘇聯期間的政府文件資料解密﹐最近某些越南問題研究者向我們提供了新的研究結果﹐使我們瞭解越南戰爭時期越南共產黨與蘇聯的實際性關係﹐它有別於以前的研究所得的結論。以往的文章告訴我們﹐越蘇關係親密無間。可是﹐新的研究認為﹐越蘇關係既有親密的一面﹐亦存在著矛盾的一面﹐並隨著每個時段該關係亦在改變。

   挪威的蘇聯對外關係問題專家﹐現任職於挪威國防部內的瑪麗奧爾森( Mari Olsen )女士在她最新的2006年出版的書中詳細分析了越蘇關係的複雜性以及自1949年至1964年中國在該兩國關係中所表現的角色。瑪麗奧爾森的書﹐題名為“蘇聯----越南的關係以及中國的角色﹐1949年至1964年”﹐由Routledge出版社出版﹐2006年。( Mari Olsen, Soviet - Vietnam Relations and the Role of China, 1949-64 ﹐ Routledge ﹐ 2006. )

   作者通過俄國的資料告訴讀者﹐自1962年至1964年﹐莫斯科當局只是依靠所謂的它的東歐社會主義兄弟國家提供傳送與河內的訊息與溝通。因為在該時期﹐越南是並不十分情願直接提供訊息給予那個蘇聯老大哥。

   自1962年秋起﹐蘇聯開始依靠它“兄弟國家”來進一步了解越南。當時﹐蘇聯駐河內的外交人員處於一種較為孤立的狀態。這種情況一直維持至1964年秋﹐莫斯科與河內的聯絡關係才得到改觀。

   一﹐ 冷漠時期

   在此特別的指出﹐早在1950年代後期﹐當時的越南共產黨已改名為勞動黨﹐對於國家統一問題﹐黨內分為兩派﹕一為贊成通過外交和平手段達到國家的統一﹔而另一派則熱衷於武力解決統一問題。

   至1960年代初始﹐越共內部亦正式的產生了兩派﹐即人們所稱的親蘇派與親中派。在1962年春季時段﹐蘇聯認為中國已是日益加強它對北越的影響力。根據莫斯科所透露的資料﹐中國自1955年至1962年對越南的援助多過蘇對越同時期的資助。亦是在該時期﹐蘇聯對越南一直處於低調的關注狀態。由此﹐1962年9月﹐蘇聯外交部東南亞司曾提出一系列的方案來改善對越關係。在那些方案中有建議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應訪問河內﹐並要求蘇聯中央應該關注越南國家統一的問題。

   雖然表面上蘇聯總是說支持北越的“解放鬥爭”﹐可是在整個1962年內﹐莫斯科沒有作出任何實際的行動﹐使河內的共產黨人難以相信他們可以依靠蘇聯來進行他們的鬥爭與建設事業。赫魯曉夫沒有在1962年訪問河內﹐而在1963年蘇聯亦完全沒有跡象顯示它有關注印度支那地區的情況。

   也許當時蘇聯把外交的注意力放在別處如古巴火箭的問題﹐也許蘇聯亦對越南的情況確實是不太瞭解﹐這一切令莫斯科對越南只維持一般的關係而已。該時莫斯科亦沒有把中國日漸增強在越南的影響視為對蘇越關係的威脅。

   二﹐ 孤立時期

   根據瑪麗奧爾森的分析﹐自1962年年中起﹐有跡象顯示河內的共產黨人較為審慎的與蘇駐越的外交人員之間交往。後來﹐蘇聯根本上還只能通過東歐國家如波蘭與捷克來得到與河內的通往訊息。

   越南人對中國的親善行為令到在河內的國際外交狀態的變化。為及時直接的與河內溝通﹐莫斯科的外交人員要打破他們的困境。

   1963年一月﹐捷克國家主席安東尼諾沃尼(Antonin Novotny)訪問河內並雙方公告了由赫魯曉夫倡議的和平共處的政策。駐河內的蘇聯大使館十分關注此事﹐把它視為把河內拉近到莫斯科一邊的重要一步。

   但是﹐只在一年後﹐即在1963年12月越共中央第九次代表大會後﹐因為贊成蘇聯的和平共存政策﹐越南外交部長甬文謙( Ung Văn Khiêm)被親中派打擊而退出了政治局。

   根據波蘭駐河內大使館的報告﹐實際上在諾沃尼訪問後不久﹐河內的親中派已經行動起來﹐設法減少該越捷公佈的重要性與實施。 上述事件以及許多事件表明﹐隨著中蘇關係的嚴重交惡﹐越蘇關係亦在走下坡。諾沃尼的訪問產生的不良後果證明北越共產黨人傾向北京一方的先鋒跡象。

   三﹐ 轉離北京

   1963年越共中央第九次大會是河內最後的跡象表明它與莫斯科的對外政策的決裂。

   就是在開會期間﹐即1963年12月25日﹐胡志明曾邀請蘇聯大使多瓦馬斯嚴(Tovmasyan) 共進午餐﹐在座作陪的有黎荀﹐范文同與春水等人。

   根據莫斯科檔案局保留的資料﹐多瓦馬斯嚴談及在午餐結束前﹐胡曾對他說將會因年事高而要“退休”。胡繼續解釋﹐黨內事務將由黎荀掌管﹐范文同擔任政府事務﹐春水專管外交問題﹐以及長征負責國會事務。

   為何胡志明要對蘇聯大使宣佈此一”退休“計劃呢﹖

   我們可以判斷﹐胡的行為表明他在黨內的影響力已經減少﹐而且將會在第九次大會上得到定論。與蘇聯大使的接觸﹐說明北越當局要與蘇聯保持更密切的關係﹐胡志明素來是親中派內的重要一員。胡的退出﹐將會要把發展良好的越蘇關係的“欄路虎”除掉。

   為尋求得到更多來自蘇聯的支持與援助﹐1964年2月﹐一個由黎荀為首的訪問團來到莫斯科。站在越南的角度來說﹐這次訪問是失敗的。若果越南共產黨人去莫斯科是只為第九次黨會議作解釋並尋求蘇共對北越在越南南方推行武裝鬥爭的支持援助的話﹐那麼﹐黎荀確實是只空手而返罷了。

   越蘇兩國的關係在1964年初還一時處於較為緊張的狀態。

   1964年7月27日﹐蘇聯發出帶有威脅性的宣告﹐將會撤退出擔任在關於寮國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上主席一職。雖然只是威脅的說話﹐蘇聯並沒有實際的實行﹐無論如何﹐它表明了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在越共決意使用武力實現國家統一問題上的顧慮不滿﹐甚至是憤怒的心態。

   四﹐ 從冷漠到親密同志

   越蘇關係儘管經歷幾年的冷漠緊張時期﹐可是亦是在1964年中﹐柳暗花明又一村﹐兩國的關係開始轉“暖”。

   為何越蘇關係又出現“新暖流”呢﹖

   根據瑪麗奧爾森的觀察﹐1964年8月北部灣事件令蘇聯認識到越南的重要性而改變它對北越的態度。由於美國直接派兵到越南﹐蘇聯認為越南將會是冷戰對立矛盾的衝擊中心地。故此﹐至1964年底﹐蘇聯成為了北越軍事經濟的主要供應者﹐而亦完全放棄以往高調唱出的以外交協商來解決問題的曲調。在不足一年的時間﹐莫斯科參與越南的事務從冷漠階段轉為主動的干預。

   瑪麗奧爾森舉出兩個主要理由來說明為何北越與蘇聯再結良盟﹕

   第一﹐河內意識到日後直接與美國在越南南方的決鬥﹐他們不可以依靠中國的支持﹐來自蘇聯的軍事援助是最重要與切實可行----蘇聯的軍事能力比中國強得多。

   第二﹐只依靠來自北京的援助使越南在戰爭環境中失去選擇性。北京常不熱衷於對與敵方談判的手法﹐而蘇聯則提議越南在推行武力戰鬥的同時﹐亦願意協助越共尋找和平協商的解決方法的可能性。

   至於蘇聯改變對越態度﹐瑪麗奧爾森列出了三個原因﹕

   第一﹐莫斯科認為他們是唯一一個強國﹐有充足的能力支持北越來對抗來自美國的侵略戰爭。

   第二﹐至六十年代﹐蘇中關係完全陷於崩潰的狀態。若果莫斯科想要保持在越南的影響力﹐那麼﹐他們就要比以往更積極的“參與越南的事務”。

   第三﹐在1963---64年﹐中國的政治情況發展得過於左傾﹔莫斯科擔心若中國強加於越南的戰略得到實現﹐此將會破壞了蘇聯意料在越南的所得到的結果。

   嶺南遺民譯

   2006-02-28日於Aix-en-Provence

   資料來源﹕ BBC英國廣播電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