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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蘭華沙綜合大學教授約澤夫庫昆卡(Józef Kukulka)認為﹐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是繼上世紀二次大戰戰後各方力量一連串的政治軍事等的衝擊後﹐各大強國在外交方面製造出的一個重大事件。

   當時世界矛盾衝突的中心問題是印度支那戰爭。在1946年起﹐該戰爭已拖延了8年之長。在越盟組織方面﹐確切的說﹐越南民族在國際輿論上獲得來自除了左派方面的﹐還有青年﹐婦女與知識界等等方面的強烈支持。

   由胡志明領導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得到了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承認與支持﹐與此同時﹐在寮國與柬埔寨的反抗力量組織活動不但令到法國的統治陷於困境﹐他們亦加強了與越盟結合的活動。

   1949年巴黎當局與當時的越南皇朝政權保大皇帝以及寮國柬埔寨的代表們簽訂了一份和約﹐隨之﹐法國在聯合國上提議要承認“越南政府” ﹔此時﹐蘇聯則反對並提交聯合國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 的提議。

   至於美國﹐在韓戰之後﹐它增加對法國軍隊的援助﹐同時亦暗中支持西貢政權撤離法蘭斯聯合體的行為。

   至1954年﹐蘇聯提出解決印度支那問題。

   在柏林的一次會議上﹐法國外長比杜(Bidault)不希望空手而返﹐建議召開包括有中國參與的關於印度支那事務的日內瓦會議。

   初始﹐印度總理尼日魯(Nehru)呼籲法越雙方實行停戰﹔可是﹐法國軍隊的特別部隊得到了美國派出500名顧問的支持﹐仍然期望繼續執行那個 ”那瓦尔計劃“﹔法軍亦意料不到受到越盟部隊的猛烈炮擊﹐之後它亦得到美國的增強援助﹐包括在運輸以及空炸方面上的支助。

   為取得輿論與上議院的支持﹐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鼓力宣傳“多米諾理論” 。美國外長杜勒斯(Dulles)甚至向法外長透露﹐美國會考慮在奠邊府戰場上使用原子彈的可能。

   然而﹐在該時﹐不但各社會主義國家﹐連中立的國家如印度等亦希望日內瓦會議能夠如期召開﹔印度政府提出了反對美國把該地區矛盾“國際化” 。

   在上述如此的背景下﹐日內瓦會議終於自4月26日至7月21日期間展開。會議議程首先討論的是韓國問題﹐繼之才是越南問題。在5月8日那天﹐即在奠邊府戰場結束後的一天才開始真正的談判越南問題。

   5月10日﹐屆時的越南副總理范文同提出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觀點﹐要求法國承認越南的獨立與主權﹐但亦表示隨時準備加入法蘭斯聯合體﹔該建議完全得到了蘇聯與中國的支持。

   根據庫昆卡教授的記載﹐會議有確實性的進展是從6月18日開始。理由是至該時法國才選出新總理與外長。當法國新外長皮爾蒙德范斯(Pierre Mendès-France)出席會議與范文同與周恩來作直接的談判之時﹐會談的進展才有明顯的突破。會談的最後一項難題是監督委員會成員的組成問題。直至會議的最後一天﹐各方終於達到協商﹐決定由印度﹐加拿大與波蘭組成監督委員會。

   日內瓦會議亦留下了一條小“尾巴” ﹐亦可以說是一個較小的矛盾﹕美國並沒有在和談條約上簽字﹐只承認條約的存在﹐除了第13項之外。越南南方的吳庭艷政府亦作出相同的行為。美國與南越政府的行為﹐引致了日後歷史家們去關注另一場長達20年之久的戰爭﹐同時亦導致了世界外交歷史上的另一次會談﹕ 巴黎會議。

   本文由黎海翻譯整理自庫昆卡教授的原文﹐ 嶺南遺民譯為中文。定稿於2006-03-09日於Aix-en-Provence

   參考文獻﹕ Jósef Kukulka 2003, Historia Wspolczesna Stosunkow Miedzynarodowych 1945-2000, Scholar IV wydan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