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教育青年说：蒋介石政权总靠掩盖真相度日。每当蒋军吃败仗时，他们的报纸不敢承认事实，便以“国军转进”某处的说法进行掩饰云云。

   你听了后如果说：“有意思。快让我读读解放前蒋匪的报纸，看他们是怎样掩盖真相的吧”。那可没门。党早就把这些“反动报刊”都封存了。这些在解放前普通市民可自由订阅的报刊，到了解放后全成了机密文件。别说一般群众，就算“县团级”、“地专级”甚至更高级别的干部也不是轻易就能读到的。愿意独立思考的人遇到这阵势必定产生疑问：我党怎么总说国民党这坏那坏却不让我们亲眼见识见识？而且多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党憋着蒙人。这个感觉是完全正确的。我党只要你相信它的宣传，并不希望你看到真相。一旦有机会看看那些“反动报刊”，你首先会发现历史并非党说的那么回事，继而会把蒋、毛政权作个对比。于是就更加理解为什么党一直拦着不让你见到原始资料了：在蒙人欺骗方面，蒋是小巫，毛才是大巫。

   实事求是说，蒋政权下信息公开程度是不能和西方媒体相比的。但它已经达到程度却是毛政权远达不到也不敢尝试的。蒋、毛政权在公开性上的差别，有如“鹰与鸡”之间的差别：鹰有时会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样高。我相信中共政权对这个“鹰鸡落差”是认账的。中共一向对自己在公开性方面的草鸡水准既不抵赖，也决不愿改变。

   就战事报道而言，蒋、毛政权媒体报道有两个共同的毛病：一是夸大本军战绩。双方战报中的“歼敌”数量总是大得惊人。二是用坏字眼形容对手，好词儿全留给自己。双方都贬称对方为“匪”，对方的行动不是“窜犯”就是“蠢动”。很少象西方媒体那样用中性字眼形容敌人或用贬义词来形容本方。

   但蒋政权媒体比毛政权喉舌强的地方在于：

   1、蒋政权下的媒体采用追踪式报道战局。战场上的重大事件一般能在两、三天里见报。考虑到半个多世纪前中国的通讯技术水平，这样的时效性不算差。因为这种方法给出的信息量大，消息前后文参照性很强，败局来临时想隐瞒也困难。实际上它们并不隐瞒不利和失败的消息，但有些害羞。因此用间接、暗示的方法把坏消息透露出来。让读者能够判明战局胜负。而毛政权喉舌基本不用追踪式报道战局。不给读者以战局进展的即时消息，以免读者知情过多而自行判断形势。它们报道出的，要么是捷报，要么是用小说笔调写出的英雄事迹。读者看不出战局演变，只见到一连串的胜利喜讯和壮烈激昂的的革命故事。对于败局，它们的做法是干脆“按下不表”，全当事情没有发生过。比如金门战役失利的消息，一“按下”就是几十年。毛政权喉舌特别擅长在封锁坏消息的同时大量报道“胜利”消息，给人以“形势大好”的印象。蒙人意图十分明显。

   2、蒋政权的媒体提供给人民的相关信息量远远大于毛政权喉舌。这可以说是双方媒体最重要的区别。战火一起，人民关注的不单单是胜负消息。敌我双方态势，本军本方伤亡情况，战区及外逃人民的命运，经济所受牵累影响，交通联络是否畅通，物资供应来源是有保障，阵亡负伤官兵家属的哀痛，各界诉苦埋怨的声音，国际各方态度等等都是人民想知道也有权知道的。蓄意蒙人的政权总会严格限制信息量。因为消息越少，人民就越单纯越“傻”，当然就越容易操纵。对比起来，蒋、毛政权媒体提供给人民的信息量之差别，用“十个指头对一个指头”来形容是不够的，用“百个指头对一个指头”稍好些。

   下面用具体例子来说明以上两个差别。

   一、蒋、毛政权怎样对待败绩？

   查查《中央日报》在国共战争时期的报道，其实很少用“转进”来掩饰失败。他们对于战场情况基本是连续追踪报道消息，我们来看看该报在1948年10月锦州失守前十几天的报道标题。根据中共方面的资料，东北野战军从1948年10月初开始向锦州展开最后阶段的攻击，10月15日攻克锦州。而这段时间里《中央日报》相关的一些标题是：

   10月1日：锦州外围战事沉寂,义县守军击退犯匪；

   10月4日：锦州外围高地正激战中，义县城区混战联络中断；

   10月6日：锦州国军反击克紫荆山；

   10月10日：锦州外围匪续向后撤退；

   10月11日：锦州外围激战再起；

   10月15日：锦州攻防战已达最高潮；

   10月16日：锦州展开激烈炮战,强大兵团分路兼程并进,西路抵高桥东路克台安；

   10月17日：锦州惨烈巷战；

   10月18日：锦州市区混战连络中断。

   《中央日报》并没有用“国军转进”来掩饰失利。而是一路追踪报道下来，基本随着战场形势起伏，反映出战场上反复争夺的过程。顺利时有夸张性的捷报，失利时也用“联络中断”这样的词汇交代一下。一直到报出锦州市“联络中断”的消息为止。此时读者自然明白该城已失。对锦州战役如此，对其他战役也如此。到11月初东北大势已去时，《中央日报》就开始报道政府关于“东北剿匪失利”的教训和应对策略了。

   在整个内战期间，《中央日报》的报道基本上就是这样的风格。既有吹牛夸张的捷报，也有失败挫折的坏消息。以下是一些不好消息的报道：

   1946年7月22日：李先念部已越商南，国军阻击展开激战，鄂北共军围攻房县甚烈。

   1946年8月23日：雁门关外烟尘起，大同危矣。

   1946年11月26日：晋西三县失陷，大同城又告急，鲁共军攻济南城郊，宁夏边境频受侵扰。

   1946年12月14日：共军调遣重兵入鲁，企图再度夺取胶东走廊，中阳守军苦斗情势危急。

   1948年5月17日： 临汾保卫战艰苦，应县情势确危急。

   1948年11月16日：剿匪失利的症结与今后应行之改进。

   1948年11月26日：济南战事失利责任,行政院咨复立法院。

   1949年4月19日：共军势将强渡长江，重炮推近江边配合作战，十二圩激战永安洲陷落。

   《中央日报》对战场形势报道的客观和及时程度，显然是《人民日报》学不起的。你可曾看见《人民日报》在1949年刊登过“金门战事失利的症结与今后应行之改进”一类的文章吗？当共产党嘲笑蒋时代媒体的“转进”用法时，它的意思决不是说“共产党人不屑于掩饰”。恰恰相反，共产党掩饰败绩搞得得更厉害更可笑。让我们来观察另一个共产党吃败仗的实例。

   1951年5月下旬，中朝军队发起的五次战役以失败告终。联合国军观察到，志愿军先前那种咄咄逼人、连续不断的进攻浪潮不复再现了。横贯朝鲜半岛数百公里长的战线上，志愿军部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崩溃景象：武器装备丢得到处都是，伤员尸体被大量遗弃。队伍似乎失去了指挥、失去了方向，漫山遍野撒鸭子似的乱闯。到处可见三五成群零零落落的志愿军官兵主动向联军要求投降。这情形用“志愿军五月大逃亡”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不但敌人方面这样看。共产党方面的一些资料也印证了联军方面的看法。请看：

   1、5月29日 彭德怀电各兵团、军及中央军委。指出部队“作战指挥却存在严重的缺点。对公路未控制足够兵力和火力，而高级指挥机关过早离开部队，使建制也紊乱”。(按：这说明军、师指挥机关确有扔下部队不管，只顾自己逃跑的情况。这和联军观察到的景象相吻合。)

   2、6月1日 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中称：“三兵团损失很大，四处溃逃，企图回国现象严重，现正派人分途拦挡归队”。（按：三兵团司令员陈赓据说是位“令敌军闻风丧胆的杰出战将”。眼下他指挥的部队都成了这模样，其他兵团能好到哪里去？另外，“分途拦挡归队”是怎么回事？用重机枪还是轻机枪去“拦挡”？）

   3、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回忆：战场局势骤变，联军逼近金化铁原地区。位于空寺洞的志愿军司令部前方暴露、安全堪虑。因此不得不把在后方休整的42军紧急调来护驾。（按：42军在前次战役中受重创，此刻正在整补，并不适战。彭德怀不到十分无奈的境况下不会去调用这样的部队。而志司前方有的是部队。前方本有志愿军三个兵团十来个军，加上人民军的若干军团，总兵力在百万上下。志司此时竟无法从其中抓一两个师来保卫总部，要靠从后方调残兵来救驾。这很不寻常。给人的感觉是志愿军各部队一味夺路狂逃，连总司令也顾不上了。）

   4、部队士气低落。彭、毛、斯大林之间的电报都提及志愿军部队里出现了“严重右倾情绪”的情况。 翻译成白话，就是厌战逃命的意思。

   5、最高指挥官战役决心丧失。6月16日彭德怀电毛泽东：“如敌6月下旬在元山登陆(6月可能性小，7月可能性大)，南北对进，平康、元山线及其以东必须放弃”。（按：彭原来决心以五次战役给联军以重大打击，使其无法发动元山登陆。现在他放弃了这个目标。可见战场形势令他很失望，因此判定战役目标落空。所幸联军并无登陆元山的计划，并且主动停在了三八线附近。否则彭德怀怕是连放弃平壤的思想准备也有了。）

   6、毛泽东慌了神，急于寻求停火。和几个月前坚拒停火的态度判若两人。他不好意思直接向联合国要求停火，却在6月13日发电报指示高岗去请苏联出面“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毛显得相当焦急，只求停火，其他条件统统放弃。尤其不再坚持把解决台湾问题和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作为停火先决条件。老毛甚至主动为此找了颗酸葡萄，在电报中说：“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真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前不久会那样强硬地要求加入该“侵略工具”？

   好，就这样的局面。叫做“败退”应该没有争议吧？那么中国的媒体该怎样报道？

   如果它们有《纽约时报》那种自由无忌的风格以及喜欢和政府作对的倾向的话，报道出来的新闻标题可能是：“我军遭敌全线突破，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司令官们竞相逃命，恨爹妈少生两条腿，数十万部队失去指挥”；“第三兵团大军狂逃难以遏止，督战队已派分途拦挡中”等等。

   如果它们还能达到《中央日报》那种比较爱面子的开放程度，则应该有：“我军重创匪军后奉命向汉江以北转进”；“匪军续向北蠢动，春川陷落，麟蹄告急，涟川城区激战联络中断”；“匪若发动侧后登陆，平康元山以东恐不保，平壤危矣”，“五次战役失利责任，北京咨复莫斯科”等等。

   《人民日报》报道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整个志愿军大逃亡期间，该报上没有一条新闻提到本方战局不利、城池失守、部队伤亡严重等情况。别说“惨败”、“溃逃”等贬义词汇绝不会用，连“后撤”、“失守”、“陷落”、“危急”、“失利”等比较客观的字眼也一个不见。整份《人民日报》上除了捷报还是捷报。形势不是小好不是中好而是一片大好并且越来越好。请看：

   5月26日：“朝中人民部队两次反击战果辉煌一个月歼敌四万六千”

   5月29日：“厌战情绪增长渴望早日回国 侵朝美军自伤者日多”（按：“企图回国现象严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