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思想文化上却也是各本土学派发展的黄金时代，正所谓百家争鸣。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重义轻利，主张治国应“德主刑辅”。而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重利轻义，主张治国应“不贵义而贵法”。是德治还是法治，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儒法之争。这并非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无论儒家还是法家都是致世之学问，它们的代表者都希望自己的学说能被政治势力所采纳、所弘扬。执政者采纳何种学说，这就关乎国家与百姓之命运了。

   嬴政比较喜欢法家，所以法家在秦时代是很风光的。但到了汉朝却蹦出个很受汉武帝推崇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儒家德治时代。与此相应，中国法学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古代的本土文化，各方面都很有实力跟西方文化相较。唯有法学，至今寒颤得拿不出家门。

   当今法学界对此当然是愤愤不平。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数次宪政运动的失败，本质原因就是中国一直儒家独行其道，搞得国人毫无法治观念可言。此说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却认为，汉武帝最终弃法择儒，从整个中国历史看，实乃中国之大幸！

   “法”在中国古代一直主要指刑罚，法家最重视的就是刑罚。

   轻罪重罚，这是法家的一个重要思想。所谓“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商君书．祈令》）。法家的开山之作李悝的《法经》规定，“窥宫者膑，拾遗者剐”，即偷看宫殿者挖掉膝盖骨，捡拾遗失物者剐剃骨肉。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改法为律，创制《秦律》，更是将轻罪重罚思想发挥到极至。《秦律》规定严苛，商鞅为扫除变法障碍随意施刑，民间庙堂都对其怨声载道，失势后的商鞅被车裂，也纯属咎由自取。

   法家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竭力维护专制统治。《法经》规定“凡盗符（指军符）者诛，籍其家；盗玺（指玉玺）者诛；议国家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民”……儒学文士们大多还都会坚守自己基本的人格与价值观，法家却个个都是毫无个性的忠实奴才！所以我认为，法家乃中国历史上最残忍最无人性最奴才化的学说。

   从学术上讲，法家只重刑罚，并非真正的法制之学。它即使再发展下去，也只会继续充当维护极权统治的工具，不会在学术方面取得什么建树。从制度上讲，法家思想与专制思想如出一辙。从社会政治角度讲，弃用法家，后世统治者都相对“温和”，暴政大大收敛，这实在是百姓之“福”啊。所以我说，汉朝择儒弃法，实乃中国之大幸。

   秦暴政，鱼肉百姓，法家就是罪魁祸首。与此相反，儒家主张仁义道德，主张以德治国，实行仁政，起码对无所不能的专政者起到了制横作用，而法家则是助纣为虐。因此，充分吸取秦亡教训的汉朝宽宥轻刑，以儒家治天下，实乃必然之选择，明智之举。

   其实，这也正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悲哀所在。掌握主动权的只是统治者，无论儒、法都没有完全独立的的人格。为弘扬自己的学说，各学派都不得不向统治者“献媚”。双方都采取折衷主义，我退一步，采纳你的学说，你也退一步，以维护巩固我的统治为要务。否则，一切免谈！

   儒学的“中标”，对儒家而言，对中国而言，对汉语思想文化而言，既是大幸，又是大不幸。思想，只能是思想者的事，否则就无“思想”二字可言——夫复何求？夫复何求！

   2006年2月

此文于2007年10月12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