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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菁 古希腊的哲人赫拉克利曾说过：“性格就是命运”。多少年以来，无数的人试图选择自己的前途，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几乎没有人能够摆脱为性格所决定的命运。而性格的形式又与儿时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及影响，这导致了人们最终的命运，据说，一个人儿时有记忆的第一个梦，就影射着他未来的生活。 我能记起的第一个梦就是躺在上海福州路726弄25号顶楼的阁楼里做的，那个地方叫作“会乐里”，是旧上海的四马路，也是有名的高级红灯区。那时我可能是五岁吧，当时我的父母去大西南开发建设，而我被他们生下后就放在上海，与爷爷、奶奶、小爷爷和小奶奶以及大姑妈一家、二姑妈一家、大堂哥一家和大堂姐一家共同住在这里，我和大姑妈的孩子和二姑妈的孩子，也即是我的大表哥小刚、小表哥小强、大表姐阿芬同住在阁楼上，我最小，做什么事，他们都会让着我，我们都喜欢爬上阁楼，在阁楼上没有大人，我们可以随心所欲，把枕头扔来扔去，疯个翻天，晚上时我们躺在阁楼上，男孩子在左边，女孩子在右边，而我小就睡在中间，常常可以把话传来传去，有时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大表姐不得不出面大声制止我们，当然一会儿就会鸦雀无声了，而且不久我们就会进入梦乡。 关键就在这，梦里是什么，我三、四岁的时候根本就不懂，我只会跟小表哥小强说，我昨天到天上去了，看到天上也有黄浦江，他马上就会告诉我，说我头昏做梦了，他说眼睛闭上后看到的事情就是梦，他还说我们昨天下午确实去过黄浦江边，是去看船的，我便大叫大嚷，这就是梦啊，我还不知道梦是什么样的，是方的还是圆的？小强马上就会不耐烦地说：“懒得回答你的小人问题，昨天阿芬姐把灯一关你就睡得呼呼的，象个爱尔兰小母猪，才不相信你也做梦呢?”我嘟着嘴不说话了，不明白家里人为什么老是不喊我的名字珠珠，而叫我小母猪，而且前面还加个爱尔兰，就因为我长着一张圆脸有着胖胖的小屁股和小肚子，像肥藕一样的胳膊和腿？管它的，反正“爱尔兰小母猪”这个绰号从小一直叫到大，虽然现在我已出落得修长苗条，但男朋友也喜欢这样称我，且让我感觉到那份最爱的甜蜜。 我是真的梦见了黄浦江的，可没有人听我的故事，我就跑去对爷爷奶奶说，那时的爷爷正热衷于戴上红袖标去弄堂口执勤，帮外地人带路，也懒得理我，不久，这个有关于天上黄浦江的梦就渐渐被我淡忘了。 可是，有那么一天，大约是在五岁那年的冬天，我眼睛闭上后看到的事情━━那个梦，却是我无论怎样努力，也挥之不去的，并且就这样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我看到的事情是这样的，在一个旷大的广场上，我穿着碎花布的棉罩衫，提着一个我的小铁皮箱，那里面装着我所有的玩具，有小锅小碗，有梳着长辫子的布娃娃，有5个彩色玻璃珠，有一个装蛤蜊油的空蛤蜊盒，有一个金箍棒玩具.......这好象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了，我提着这个在我当年看来无比沉重的箱子，蹒跚地迈着我的小步子，我怎么也走不到这个广场的边，好象这里就是无边无际的，我慌了，我拎着箱子要去哪里？我不知道，我走不出这个广场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只能依着自己在这个空旷的广场上艰难地往前走着，走着......天啊！我就这样被自己的何去何从困扰着，然后被吓醒了。我感到心里异常地沮丧，如果这个梦就预示着我的未来的话，那该多糟糕！我为什么不能像和我同龄的毛妹那样总是梦见奶油蛋糕八珍梅大冰砖什么的，我的梦里从来都没有吃的。我把这个梦和我的担心都告诉小强哥，他只说，你的梦一点也不好玩。 是啊，不仅我的梦枯燥乏味，而我的生活更是无聊透顶，我早上起来，表哥表姐都上学去了，我只好拖张小板凳坐在门口看奶奶理毛豆，鸡毛茶，然后就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了，我当然是要睡午觉的，觉后吃饼干，然后再搬好凳子，听刘家阿婆和奶奶说话，我总是拿着金箍棒下楼，渴望能找到一个小玩伴来跟我玩，可像我那么大的小孩子没有大人领是不会到处乱跑的，即使后来成了我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的毛妹，在当时我们也只能在窗口互相张望着。有一段时间，爷爷奶奶突然热衷于送我去上幼儿园，是去很远的地方全托，原因是我当播音员的母亲希望我能说普通话，我去了一个星期回来就脸蜡黄地大病了一场，病因是大便不畅，因为幼儿园是蹲厕，可我那时只会坐马桶，即使坐在冰冷的痰盂上，我也无法忍受我每天骗骗幼儿园的阿姨在痰盂上坐着，然后就起来了，没有人发现我一个星期都没有大便，等回到家里，我的肚子已经胀得不行了，我直喊疼，只好打开塞露，这件事闹得整个弄堂都知道，都说25号的小珠珠上幼儿园出事了，一直到我小学毕业，还偶有人提起。当然了，这件事也彻底结束了我上幼儿园的生活。 可是我不上幼儿园又怎么办呢？那年的夏天，我就跟着已经上小学二年级的小强哥到处乱跑，一般我们是窜到外滩，或者远点的西藏路，表哥的父母也即是我的大姑妈和姑父，对他管教甚严，他极少拿到零用钱，而我却可以蜜嘴甜言地从奶奶那里骗点一角两角的钱，说是去弄堂口买糯米饺吃，当然这钱是会存到星期天的，表哥会带我去街上买吃的，有一次我们买了话梅、八珍梅和崐李子，还有一小块奶油蛋糕，把钱全花光了，我们原打算回去的，可表哥遇见了同学想到更远的地方去玩，又不想带我去，他想了个点子，他躲在一旁偷偷看我，让我在路边大哭大喊，结果招来了一个警察叔叔，他问暖问寒地抱起我，我接原先表哥教我的那样说：“我家住在会乐里，我不认得路了，呜呜......。”警察就抱着我走了，路上还停下来帮我买了块棒棒糖，而我从警察叔叔的肩头看到正偷笑着的表哥和他们同学们一起跑远了。我长大后知道这是骗人的高招，但我确实不知道小时候的自己长着一个娃娃脸，一哭起来楚楚动人的样子，让人疼，因为，后来我和表哥发展到每次出门都把钱花得精光，然后由我在路边扮哭被警察叔叔送回家，而他自己还要玩好一阵子才回家，怎么回家的，我也说不清。 五岁到六岁那一年，我和表哥把围着会乐里的那个区域走了遍，往东到河南中路，或者穿到汉口路、山西南路、山东中路等等。这样的乱穿一直让我和小强哥心花怒放，乐此不疲，有一天我和表哥看见小爷爷站在山东中路一个弄堂口发呆，很是奇怪，问小爷爷，他说，这是解放前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俩一看，弄堂口不过是个炸生煎馒头的铺子，就以为小爷爷是卖生煎馒头的，一直到上大学一年级，我才知道以前的山东中路叫望平街，别看这条仅有200米左右的小路，却是当时声名显赫的上海报业的发源地，而我小爷爷曾在著名的西文报纸《字林西报》工作，这个1951年停刊的历时87年的报纸，也曾使我的小爷爷几度风光，成为上海滩小有名气的报人，只可惜我深知这一切时，已无从从知详情者━━我的小爷爷口中再探出什么，1978年时不算太老的小爷爷下雨天在外白渡桥上滑了一跤就再没有起来。 其实也就是因为小爷爷的缘故，我才得以在六岁时就被送进了小学，是和小强哥同一所学校，以便他可以带着我上学，而家里实在没有人管我。自然，我也很快和表哥学会了玩弹弓、斗鸡、打弹子、折烟盒等男孩子玩的把戏，而对于女孩子跳橡皮筋之类的娱乐，我一窍不通，也不屑一顾。 我第一次听说“到四马路上去打野鸡”这句话，是在上小学一年级下学期，我们放学回家的路上，河南中路的几个小赤佬说的，当时的我根本不明其意只说阿拉弄堂里没有野鸡，可小强哥却愤怒地冲向他们，很快就被他们打得鼻青崐脸肿，我大吃一惊，平时善战善勇的表哥终是寡不敌众，我果断地从书包里掏出弹弓，一弹一个准地弹了那几个小赤佬的屁股，不过有一枪弹坏了，弹了一个小赤佬的眼，谁让他在我弹时弯下腰呢，他就大叫大哭起来，几个小赤佬围过去，小强哥趁机拉起我逃跑了。在弄堂口时，小强哥把弹弓都收了，放在楼下一楼小黑房的苏阿婆家的菜板下压着，并让我什么也不承认。到傍晚那家的家长果真带着那个孩子上会乐里来找我们了，只听小强哥说：“我们珠珠才六岁噢，哪能会打弹弓，她连弹弓是什么都不知道，是我打的嘛，不要赖珠珠。”奶奶也在一旁帮腔：“阿拉珠珠老听艾喔(话)，不会白相嘎野的么子(不会玩那么野的东西)，我就在一旁光打雷不下雨地哭，我的哭声可大了，招来了左邻右舍，我从指缝里看见他们正指指戳戳，小强表哥正冲我眨眼，而苏阿婆也在看着我，我真担心，可她什么也没有说。再说，并没有弹着那孩子的脸，只是眉毛上面，也无什么大碍，一个青包几天就消了，弹弓风波也就这样过去了。 就是从那时起，我注意到了平日里不多言多语的苏阿婆，她是负责扫我们会乐里的公厕和弄堂的，可她自己却异常的干净，总是戴着口罩袖套手套去打扫，有一天我放学回来，苏阿婆在楼梯口交给我一包用报纸包起来的东西，我看也不看她，就拿了东西匆匆跑上楼，那里面自然包的就是我那天拿的弹弓，我当时心里就慌了，生怕苏阿婆告诉我奶奶。还好，几天过去了，一切都风平浪静，我对小强表哥说，人家苏阿婆什么都知道的，可什么也没有说，他却告诉我，不要理苏阿婆，说她是坏人，不然怎么会去打扫卫生？是啊，这也让我不明白，可仔细看看苏阿婆，你便会生疑，因为从大口罩上面露出的那一双大眼睛是那么地忧郁和绝望，而且，你只要看着这双眼睛，就会发现她是多么地与众不同，它不象其他的阿婆阿奶，眼皮是完全搭下来的，那眼角的皮肤虽然也松驰了，但还算有些绷着，这样衬着那双眼睛似有了一种哀怨的神情了，不像我奶奶和隔壁的王家阿婆总是笑声爽朗，眼睛眯成一条缝。 应该说那时不谙世事的我不会太关注苏阿婆这样的人，可她的独来独往，她总把自己关在一楼的小黑房里，过节时，不见一个人来看她等等，这一切，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起初我有兴趣关注她，当然是处于好奇。有一天，我放学回来还早，看苏阿婆家的门竟有点意外地开着，虽然挂着门帘，看不见她在里面士什么，但我还是怯怯地走近那门，然后蹲下来，从下往上张望，我竟看见苏阿婆坐在桌前写着什么，这让我大吃一惊，苏阿婆是识字的哟！不像我奶崐奶和王家阿婆不识字，连买了小菜要记记帐，也要等我姑妈回来，到时候，一般我奶奶又把早上买的小菜给忘了，所以帐虽然记着，但也是不清不楚的，而我姑妈对那本糊涂帐看也不看，倒是我奶奶认为，那么一大家子人张着嘴，每月拿着姑妈那么多钱，总算有个交待吧。我去苏阿婆家门口咳嗽了两声，她果真回过头来，她没有戴口罩，倒戴了眼镜，见是我，她的嘴角微微一咧，似是有了一丝笑意，她问我，放学了吗？我点点头应着，她又问，功课做好了吗？我说，不高兴做，她就从眼镜框上向我瞪着眼，有点严厉的样子，她说，小姑娘读书多不容易，侬那能不认真？这样不好，我对她说，我的功课简单得要死，明早再做也来得及，她说，今天的事还是今天做了，这样才好。我和苏阿婆就这样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地说着，她一直没让我进屋，到后来还是我性急了，我问，苏阿婆，你是不是在做功课，这次她笑了，她说苏阿婆老了做什么功课，只能是写写白相相(玩玩)，我马上问，那侬写们啥，让我看吗？她这才招手，让我进去，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是在一本本子的白纸上看到了黑墨水钢笔画的花，我问，这是什么，苏阿婆就说，这是梅花，是岁寒三友之一的，我仔细地看着，那梅花画得很孤单，是一棵年轮斑斑的老梅花树上发出的独芽，且就这么一枝独放着，我就说，苏阿婆怎么会画画呢？她说年轻时学的，我羡慕地拿起画来看，眼睛无邪地抬起来问，苏阿婆，你可不可以教我画？她说，你要是做完了功课，就可以学了。我马上就转身了，边走边说，我现在就去做功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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