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密电是由华东社会部的几个呼号不同的电台分别收到，先送到部的秘书处，呈杨帆审阅过，才批给情委会有关各工作组签办的。各工作组经过清查各种国特系统，过去被中共所收集编制的用名及简历卡片──这些卡片是按姓氏笔划多寡顺序编成的，多数附上简历及社会关系，有些还附上照片。所以，对着电报清查起来，很容易便了解了一部分，不能了解的，就只有一些新进特务──分别抄录附注电报後。跟着，舟山的地下电台也有急电来了，而且，几通名单，算起来有六十多人，打算於夜间乘帆船分叁处登陆，一处在浦东川沙、南汇一带，一处在钱塘江口金山卫、乍浦附近，一处在宁波附近。叁伙人都有各该地的本地人带路及准备登陆後作社会环境掩护，而且，各伙都配备了短枪，手榴弹，计时炸弹，每人身怀值黄金二两之川资。这就表明了必要时就打游击，而计时炸弹，据情报指出，是计画进入上海後，不惜任何牺牲，要暗杀杨帆、李士英、陈毅、饶漱石的。这些来自台湾舟山的情报，都曾使华东社会部震动起来。

   　　於是，在一个午夜里，杨帆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情委会的紧急会议，讨论调派与各种国特系统有关的情委，尤其是那些在军统，中统，团统，工特系统内生活了十年八年以上的干部，都要一齐出动，配合公安部队，到上述叁个地点去迎接。开会时，杨帆首先宣布：这个会结束後，叁队人马立刻出发。因为刚才接得舟山潜伏在军统系与中统糸的内线分别拍来的急电，说国特们就在今明两天的夜间，由海军登陆艇护送帆船靠岸登陆，除已密电各地严密准备外，部里的人马必须及时赶到。因而，杨帆要求这个会议，应尽快结束。

   　　可是，恰如上面所述及，那些自命「清白」而嫡系的人们，却也一如过去，在老板面前企图大加表演，渴望抓着这个重要机会，来大大表现一下自己的才干，好邀老板的赏识。

   　　当杨帆循例这样一问：「同志们！你们还有什麽更好的意见没有？」声犹未了，这边站起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篇他底补充计画，那边又站起一个人，同样他滔滔不绝地提供了他底补充计画，两个、叁个、五六七……个，一部分人的结论这样说：「我的计画不但可使登陆的国特被一网打尽，半个逃不了，而且，还可使他们永远不敢作这样的冒险。」一部分人的结论这样说：「假如照着我的计画，把宁波、金山卫的两路逮捕起来，单独放开浦东一路，给他们在我方监视下入市，待他们与市内国特地下机构取得联络後，再给予全面破获。这样不但把他们一网打尽，而且，还扩大了战果，使他们残存的一点未被发现的地下组织，再受到澈底的破坏，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样子，你说一顿，我驳一顿，几乎闹到天亮了，还没有结果。我们这些会说话的「哑巴」，固然不耐烦，而杨帆也忍耐下住了，沉不住气，突然用拳头捶着桌子大声说：「天亮了！天亮了！现在要马上出发，时间不容许我们再乱纷纷的讨论了。现在大家用举手来表决吧，现在统计起来，意见不过有叁种，赞同我的处理办法的举手！」

   　　这麽一来，谁都可以料到，举手赞同老杨的办法的当然占了大多数。老杨看见举手解决了问题，还怒犹未息地说：「尔後讨论问题，大家不能再这样乱发言了，这算得什麽会议呢？」

   　　後来的结果，却是并不如杨帆的希望，仅是两路被截到，一路却给逃脱了。

   　　而情委会内，就为了追踪这逃脱的一路人马而乱糟糟地吵闹了几个月。根据名单，被抓到的并不多，却害了与这些名单有点社会关系的人们，饱受监视、管制，甚至被一度逮捕的痛苦。

   　　情委会的工作表现，多是得力於内线的，杨帆曾一再郑重指出：「没有内线，就没有正确的情报！」因而，根据我的了解，华东社会部叁室和情委会，现在不但继续在台湾大陆的游击队内培养内线，而且，对国特机关在解放区的潜伏组织，他们是采取一定程度的「保留主义」的──这就是他们对某一国特系统留沪组织虽然已可以掌握，但如果估计它的破坏力不大，而自己已有内线在内活动的话，常常是有计画的保留它的。等待这一系统国特由别地派来沪时，与它接上关系的增多了，才放弃了对它的「保留主义」，而予以一网打尽。这是最毒辣的斗争技术之一。

   　　往事萦徊，伤心倍甚！当我执笔写这篇文章时，正杨帆、胡静波、马福和、周立（高方中前妻）均曾先後抵港。有的正在布署对台湾的渗进工作，有的在港从事破坏国特驻港机构的活动，和破坏「第叁势力」运动。而有一二人，更曾狭路相逢过。可是，大家都黯然无言地避开了。我特借此寄语这些得意的与失意的共特老朋友们：「早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虽然淡伯，却也精神愉快！」

   　　上海愚园路Ｘ弄叁十一号，解放前是张君劢先生的民社党中央总部，可是解放後，却给中共华东社会部的干训班──特工训练班瓜占住了。一个乾净清雅的院子，给两手染满血腥的人们接收下来，供作训练刽子手的场所，凭吊旧物，实在使人无限感慨。

   　　叁十一号的门口也正如其他共特机关一样，门外不挂招牌，而大门紧闭。门後两个经常扒着盒子炮或卡宾枪的枪机的便衣警卫。进门去是一片阴森森如阎罗殿的气息，後来为了加强警戒，率性将正门深锁，除非大员降临绝不开启。一般人，都由另外一个弄堂进去的，後门进出，不过这後门还是紧闭着的，要进出，一样还要等待门内的两个便衣警卫开了锁才行。所以古人说侯门深似海，现在，在毛泽东的时代，该是「特门」深似海了。

   　　这样的门禁森严，在别的业务机构，主要是防备外来的国特袭击，可是，在这共特制造所里，主要的是为了防止那一批批男女「准共特」，一下不如意溜之大吉。次要的意义，才是防止外来的袭击的，因为这些准共特们，在训练的初期，是常常发生逃亡的。所以在解放後初期，干训班以叁个月为一期，开班时，准共特们在头一个月是不准外出的，後来改为六个月为一期时，头两个月也是不准外出的。而後四个月，也只能在星期假日，被核准後才能外出一二小时，如果被指导员认为有问题的，当然还是不准外出，那麽重门深锁，自然插翼难飞了。

   　　杨帆一向是特别重视干部训练的。华东社会部干部分训班主任一职，他曾兼任了很长的时间。抵上海後，他虽然繁忙百倍，可是他总是经常抽空亲到干训班来指导教育业务的推进的，尤其是每一阶段的学习总结，他不管如何忙得不可开交，还是拨冗前去参加的。後来，虽然名义上由二室田主任代理，而事实上他还是要注意的。不过老田也是个忙人，能经常主理业务的只有该班政治部主任薛福球及教务部主任吕东成，总务部主任姚庆丰。叁人中以薛权责最大，各学习组的政治指导员，是他任命的，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教员也是由他延聘的，驻在该班的警卫排是由他指挥的，禁闭室，（反省室）是由他控制的。而教务部主任，则是派遣各学习队的队长副道长，延骋特工理论教员，特工技术教员，业务实习教员，俄英语教员，以及女特工特殊业务教员。此外如出纳，会计，事务与医疗所等则隶属在总务部下。

   　　薛、吕二人不但是相当能干的，而且是合作得非常好的，这点我们不能不承认。然而老薛为人，却有点精悍过火，动辄咄咄迫人。初入学的学生们常思逃亡，除了其他的原因外，这大概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因学生一踏进校门，除了恋爱无罪外，便不容许再有丝毫过失，否则，老薛是时常会把他们和她们请进禁闭室，住叁数天又放出来的。天真的男女青年们，那里受得起这种活罪，吃过一两次亏，很多便热情消失，但求一自由而安宁的生活了。

   　　干训班学生的来源，并不是强迫的，而是诱骗的，说得好听一点是考选来的。不过他并没有像普通学校一样公开招考，而是由各大中学校的党团支部，工厂机关部队的党团支部和所谓进步人民团体如青联工联妇联等辗转介绍保送前来集中考选的。可是，每期取录的学生，却还是以社会部的外围分子，而又「身世清白」的青年人较多。这些外围分子，多少总会经过情报工作考验的，因而，在录取时，这批人常占优先。而共区一般人因炫惑於共特的权威，每届投考的人都很踊跃，考不到的人，还不胜叹惜呢！等到考了进去，经过事实的教训後，才懊悔莫及。

   　　在上海，每期干训班录取的学生底成份，也跟在苏北、山东时代稍有不同了，过去曾大量吸收农会干部，造就农村特工人才。可是，进入上海後，供应大城市的特工人才不敷，重点自然转移了。为了适应城市性的需求，所以农会分子尽量减少，工会分子尽量增多，一些年青男女工人党员，团员，起码占了每期学生的五分之一。同时，为继续进行对「美蒋匪特」的特务斗争，他们还是一样重视着培养女间谍。杨帆到了上海有一次还这样集中了一批女干部讲话：「一个政治保卫机构里，如果没有一支庞大而坚强的妇女部队，那麽，它是不能发挥最高的战斗力的。……从无数的经验教训里，我们都巳体验到，许多光荣的任务，最能干的男同志所不能胜任的，妇女同志却常常很容易地完成了……所以，组织一向是爱护妇女干部，重视妇女干部的！而且，现在我们更是要求无条件加强，扩大妇女队的！」何况在上海这样一个花花绿绿的城市，要培养各式各样的女特工，就地取材是不难的。於是，杨帆面谕薛吕二人每期考选学生，在录取女生方面，除工厂女工，及出身学校和来自妇女团体的知识妇女外，每期必须考取五分之一以上的特种妇女学生──所谓特种妇女，是指舞女、妓女、交际花、歌女、旧女戏子（如越剧京剧等）新女戏子（如话剧演员），电影明星女侍应生等，经过妇女团体或职工团体的严格考查，介绍、保送，才给予考选，大概每期在特种妇女项上取录最多的要算是舞女。考选特种妇女学生，第一个条件，固然还是政治上的可靠性，但第二个条件就不能不靠年青和美貌了。第叁个条件，除了现在未婚，将来愿献身於革命，非得组织同意不结婚外，有些还乾脆立下志愿书，终身为革命为人民不结婚，第四个条件呢，才是起码的文化水平。

   　　要录取的学生成分，既然这样参差不齐，那麽，考试时，就不能统一考试了，何况干训班地址戒备森严，未经考取的学生是不能让他（她）进入的。所以各种性质不同的学生，就分开各种不同时间地点来考试了，或借某工会地点，或借某学校教室，试题也分成各种不同程度的，像对工人是一种，特种妇女是一种，知识分子自然又是一种。有时各方介绍保送投考的人数多了，录取自然就较严格了。但在一个独裁的政党下，只要头子们如杨帆王范李士英杨光池等一张条子送人进去学习，就连形式上的考试也用不着，就可以名正言顺变成「叁十一」号的学生了。根据我的了解，自上海解放後，干训班的第一、二期，每溯学生只有百人，叁期後增至百五十人。我离开共区後，情况就不清楚了，但陆续增加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