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８年成都会议提出“两种个人崇拜”

   　　毛泽东由反对个人崇拜到维护个人崇拜不是偶然的。一位老同志讲，毛泽东反对崇拜斯大林，但不反对崇拜自己，这话有一定道理。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６日接见美国友人斯诺时，毛泽东曾说：“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但仅此认识不够，我们还要注意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的另一段。斯诺说：“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到胜利的终止。”毛泽东说：“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这表明，毛泽东不只欣赏个人崇拜，更重要的是把个人崇拜作为解决矛盾和开展斗争的一种手段。这在毛泽东１９５８年提出的“两种个人崇拜”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为全党进一步推行个人崇拜，在理论上开了绿灯。其主要内容是：

   　　１９５６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话，使我们大惑不解的是，作为伟大理论家的毛泽东，为什么会讲出理论上如此不通的话呢？个人崇拜是一种蒙昧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它把领袖个人神化，强调人民群众对领袖必须绝对忠诚，无条件的服从，有什么“正确”可言呢？对待真理，“崇拜”并不是科学的态度，这也是毛泽东过去一贯的主张，只有认真学习，努力实践，并“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是正确的。更不能因为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就否定集体领导的原则和制度。不管谁搞独裁都是不正确的，因为“独裁”作为一种制度，早已为历史所否定。我想，只能把这段话作为斗争需要和斗争手段去理解。

   　　在成都会议上听到毛泽东的“两种个人崇拜”观点，许多人立即检讨和反省自己“跟不上主席”。不少人表示：“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很多重大问题都是主席提出来的，我们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个别人如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甚至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这种浓烈的气氛中，即使是周恩来和薄一波，也不得不一再检讨。周恩来在发言中专门谈了“向毛主席学习”的问题，他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薄一波也表示：“我们有了毛主席这样的舵手，有了这样英明的领导，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向他学习，老老实实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就可以避免犯反‘冒进’那样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许多干部的这一表态，仅仅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来解释是不够的，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看，第一个掌握国家政权的俄国共产党，没有能正确解决领袖与政党、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在贯彻民主集中制中，往往过分强调集中而忽视民主。形成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有效的民众监督，以至出现斯大林的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无产阶级政党一直遵循的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关系的论述，今天看起来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列宁在这里著重讲了领袖的重要地位这一面，强调了领袖与政党、阶级的一致性，而没有讲到另一面，即党的领袖必须置身于党员群众之中，不能站在党之上，领袖同样必须受到党的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领袖与党、与阶级既有一致的一面，也会有矛盾的一面。”

   　　中国共产党由于受苏共建党思想和模式的影响，再加上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种种辉煌的胜利，使得我们党在建国初期，对领袖的宣传也出现了某些不正确的倾向。如在高度评价领袖的作用时，很少科学地说明在何种历史条件下领袖才能正确地发挥作用；越来越把领袖说成只是一个人，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革命理论的形成说成只是个人的贡献，不讲或少讲集体的智慧；把一切成就归功于个人，不讲或少讲党和人民的作用；把领袖说成绝对正确，不讲他也会有缺点，也会犯错误，并且不允许对领袖人物进行批评。这种倾向影响我们党在５０年代末至六七十年代，当领袖内部出现矛盾时，不能按民主集中制的正确原则给予解决，而是采取了进一步突出个人、树立个人绝对权威的办法。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在全党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大跃进问题向毛泽东提出意见，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不料毛泽东听了大为恼火，认为彭德怀“从打击斯大林后，服从赫鲁晓夫”，“要鞭我的活尸”。甚至说：“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解放军”。一下子把他和彭德怀之间的分歧，推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庐山会议的参加者们，也一下子被推到这样一种境地：在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必须选其一。由于毛泽东在全党的巨大威望和无上权威，绝大多数人自然选择了毛泽东。于是，庐山会议成了全党动员，维护和树立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的会议。

   　　一些老革命家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并不都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对彭德怀的认识和处理上，也并不认为毛泽东的做法很妥当。但是在权力高度集中于某一个领袖的情况下，无条件地维护领袖的“形象”和权威，便成为全党头等重要的大事，即一人身系天下安危。于是，他们都颇为理性地、自觉地站在维护毛泽东的立场上，宣扬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如刘少奇发言，指出彭德怀“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这样做“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周恩来的发言，指责彭德怀“犯上”，表示“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是“感情问题”（即缺乏或没有无产阶级感情），是“没有领袖观点”，“没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朱德的发言，希望彭德怀“永不反水”，“永远跟著毛主席”。

   　　上述几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的言论，大体上代表了全党绝大多数干部当时的认识状况。他们确实是出以公心，从党和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来对待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发生的这场争论的。可惜，认识并不正确。因为把对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视变为对掌握最高权力个人的无条件维护，便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庐山会议上还有些干部，以封建主义的思想来看待无产阶级领袖问题。“朕即国家”，对待领袖要绝对忠诚，无条件服从，认为这就是“党性”。如有的指责彭德怀“有魏延的反骨”，有的表示要做“歌德派”。中共中央中南局一位领导人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他把无产阶级的政治操守，完全等同于封建道德所要求的好女不嫁二男。基于这种认识，他指责彭德怀、张闻天：“口口声声是拥护毛泽东同志的，但为什么不满，甚至刺儿毛泽东同志？”在他看来，拥护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即使领袖错了也不许“不满”，更不许提意见。

   　　在庐山会议上和庐山会议以后，林彪的表演，对于全党进一步掀起个人崇拜之风起了特殊的作用。林彪在拼命向彭德怀头上泼脏水的同时，别有用心地以最高的调子歌颂毛泽东主席。他激昂慷慨地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指彭德怀）觉得他也是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林彪讲的是什么“规律”呢？真正的英雄世界上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两个。毛泽东是真正的大英雄，所以别人只能处于惟命是听的地位，谁要是给英雄提意见，谁就是也想当英雄，我们必须打倒他。林彪正是用“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帝王理论，取代了“无产阶级领袖是个集体”、领袖内部关系要遵循民主集中制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赤裸裸地宣扬了封建主义。

   　　庐山会议以后，军委总政治部发布《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７日）的学习文件，其中专门讲“阶级、政党与领袖的关系，领袖的作用和意义”的部分，问题就很多：

   　　--文件说“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借口反对所谓个人崇拜，来否认革命领袖的作用，实质上是企图破坏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威信，妄想由他们自己窃取领袖的地位，从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无疑是把反对个人崇拜视为十恶不赦的罪行。

   　　--文件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是最好、最正确的领导”，“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认为毛泽东对缺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这完全是造谣诬蔑”。这实际上是把党的领导完全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的领导，对毛泽东的“左”的错误，不能作任何批评，只能歌功颂德。

   　　--文件说“革命领袖的威信，和党的、阶级的威信是不可分离的”，“所谓‘反对领袖不等于就是反党’的谬论，是反党野心家别有用心的胡说”。这段话显然是歪曲了领袖与政党、阶级的关系，混淆正常批评与反党的界限，其结果必然是把给领袖提意见的人，“名正言顺”地打成“反党分子”。

   　　军委总政治部的这一文件，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县以上干部阅读”，从而在全党、全国范围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后来，阴谋家林彪看准风向搞投机，利用他手中的权势，进一步把个人崇拜从理论上、内容上、表现形式上推向荒谬绝伦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