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    １９９９年第７期

   我曾翻阅多种《词典》、《辞海》、《辞源》之类的工具书，竟然找不到“个人崇拜”这个词，令我大吃一惊。个人崇拜，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是风靡全党、全国，且曾绵延一二十年之久的重要历史现象。其直接后果，导致苏联发生肃反扩大化和中国的十年浩劫。特别是在苏联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不久，中国也兴起个人崇拜，这段历史给予人们的启示，是不应该忘掉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

   　　５０年代的苏联，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国。那时流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１９５６年传来令全中国震惊的消息□□苏联开始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从此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流行著一个新的政治词汇：反对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在苏联，一位前苏共高级官员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年轻的读者难以理解，对我们这一代苏联人来说，对那些青少年时代在可怕的世界大战和斯大林个人迷信期间度过的人来说，赫鲁晓夫的名字和赫鲁晓夫时代意味著什么。你想象一下，千千万万的人汇成人群，面对被崇拜的雕像，跪倒在地，匍匐在地。可突然出现一个人，他说：‘你们看，这只不过是一个你们自己塑造、你们自己将其扶到高座上的铜偶像而已’。他说毕，就把铁索套到偶像脖子上，用推土机和坦克把它拉下了底座”。接著，他作了如下评论：“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分析和结论是不够的。他谴责了独裁，但未触及专横的权力。他抛弃了个人崇拜，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产生个人崇拜的体制。至于鞭挞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他的霸道性格，这实际上是政治思考的幼儿水平”。

   　　在东欧，波兰、匈牙利等国家，长期以来照抄苏联模式进行革命和建设，处处按斯大林的意志行事，脱离本国的实际。这些国家的群众对本国政府和苏联的控制平时就不满，得知苏联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下子几十万人上街游行，酿成著名的“波匈事件”。波、匈等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表示：要“保卫民主与社会主义事业，这种事业的实现不该凭借盲目地摹仿外国样板，而应当通过与我国经济和历史特点相适应的途径”，并著手对本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某些改革。

   　　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受到巨大冲击。在意大利，“许多曾为党增光的优秀知识分子纷纷退党。党对工人的吸引力也远不如从前了。战后初期，２４％的意大利工人加入了共产党，现在已不足１４％”。意共党的领导人及时总结教训表示：“莫斯科不再是共产主义的中心，我们将继续走我们意大利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美国，“退党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在赫鲁晓夫发表关于斯大林的专门报告以后”。美国共产党也发生了分裂，一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说：“我们有责任自己进行思考，再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靠自称万能和永远不犯错误而使别人立即效忠于他了”。

   　　在中国，同样引起不小的波动。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要求公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纷纷发表评论。如认为“斯大林错误应该从社会制度中去找根源”，“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是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权力的高度集中是极大的危险”，“斯大林错误的原因和三害的根源是由于把民主看成是手段的缘故，而民主只应该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有的人热衷“大民主”，主张“大民主好，效果好，波匈事件大民主不是改正许多缺点吗？”甚至有个别党员借口“独立思考”，表示：“党内没有批判马列主义的自由，故只好退出党”。

   　　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激起千层波浪的这块“石头”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并且日渐在毛泽东的心中郁结成一块含义颇为复杂的“赫鲁晓夫情结”。

　　毛泽东的“赫鲁晓夫情结”

   　　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朱德、邓小平等回国以后，于１９５６年３月１７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毛泽东作了主调发言，他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当时毛泽东处于“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矛盾之中。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以积极的态度，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不是偶然的。我们党在建国以后曾多次采取措施，反对过分突出领袖个人。如１９４９年３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了反对突出个人的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禁止歌功颂德，保持艰苦奋斗作风。１９５０年５月，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毛泽东于５月２０日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只有讽刺意义”。１９５３年５月２４日，毛泽东在军委报送的内务条令等文件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１９５４年３月１７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重申：“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

   　　这里还应该提及张闻天的历史功绩。５０年代张闻天作为中国驻苏大使，在斯大林去世以后，敏锐地观察到苏联政治思想动态的变化，以肯定赞成的态度向中央及时通报了苏联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方面所做的工作。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７日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材料指出：这种改变从１９５３年４月已有些端倪，到７月后便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过去对于斯大林的功绩提得过高，有些个人崇拜的偏向，目前宣传苏联各方面的成就，多强调群众的功绩，强调党的功绩，强调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二是过去往往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甚至比列宁提得还多些，现在有所纠正。毛泽东及时批阅，并认为是个“重要文件”。１９５４年４月，中国驻苏大使馆研究室还整理了《苏联纠正反世界主义斗争中的某些偏向》一文，及时传递了苏联纠正过去对历史遗产和现代外国科学技术成就持全盘否定的错误倾向的信息。指出其表现是，拒绝接受外国科学技术成就，否认各民族间精神上的交往和互相影响。毛泽东认为：“此件值得一看”，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

   　　这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历史教训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联系中国的实际作了研究，胡乔木谈到毛泽东时讲：“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６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专门有一部分谈“领袖对党的作用”，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表示“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毛泽东对反个人崇拜的态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又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

   　　苏共二十大以后，东欧出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各地也发生了些小的乱子，特别是中共领导人内部，对农业合作化是快些好，还是稳妥一些好，以及要不要“反冒进”等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这些事使得毛泽东对“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思考重点有了转移。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到苏共二十大时，口气明显发生了变化。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同年１１月３０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时，进一步明确表示：“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１１月１３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他提出：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两点明确的看法：一是斯大林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批判斯大林就是搞修正主义；二是东欧出现波匈事件是因为阶级斗争没有搞好。这期间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９日）一文，正式提出“反对修正主义”问题，并对修正主义从内容上作了如下界定：“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对“反对照抄苏联经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口号，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此后，毛泽东多次在党的会议上以“反斯大林”为话题，对党内某些现象提出批评。如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８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指责“苏共‘二十大’以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缺乏革命道德”，是“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甚至激动地说，赫鲁晓夫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别人崇拜自己。

   　　上述情况表明，在毛泽东心目中，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成了万恶之源。在以后的年代里，“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中国会不会也“出赫鲁晓夫”，成为毛泽东念念不忘的话题。毛泽东的这一“赫鲁晓夫情结”症结在于，过分看重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言辞过激的一面，而忽视了这一批判触及苏联高度集权体制问题的重大意义；只看到赫鲁晓夫是个改革失败者，而对其失败原因缺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过分归罪于赫鲁晓夫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