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合社会的角度，意识形态的效果远远超过权力、法律、金钱、强力那些有形力量。那些力量无论怎样"加大力度"，也难免遗漏，防不胜防，意识形态却可以让全社会自觉服从和"奉献"。对执政集团而言，意识形态除了提供其统治合法性，还有凝聚队伍、驾御精英、教化民众和裁判异端的功能。完成这些功能，意识形态本身是否体系完整具有首要作用。    　　毛泽东时代，中国意识形态达到登峰造极地步。那时代的中国人匪夷所思地变成了一个思想，并非全是后来所说中国人没有独立人格，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由于毛泽东意识形态体系之完整，以及由那完整而生出的魔力。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意识形态成了虚假的同义词，功能方面也被认为毫无用处，仅仅是虚伪宣传或空头招牌。然而对中国这样一个经历过彻底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是挥之不去的，即便想与它告别，它也可能自己找上门来。

　　　　　　　　　　　完整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不是个有深奥理论的人，但他把自己形容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却比大部分理论都准确。简单说，马克思就是经济公有制，秦始皇就是高度的政治专制。看上去，一东一西且相差两千多年的秦始皇和马克思似乎无法相加，然而二者却一度在中国结合得天衣无缝。

   　　公有制经济是专制政治的最有力基础。但凡经过那时代的人对此都会深有体会，所有人皆一无所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皆来自权力所赐。达到那种程度的权力，历史上一切权力都望尘莫及。

   　　把延续了几千年的私有制转变成公有制，需要讲出道理。马克思把人类历史解释为剥削阶级剥夺劳苦大众的阶级斗争史，私有制是维护那种剥夺的制度，因此改变不公正的社会，唯有把私有制变成公有制。

   　　马克思是从理性和逻辑中推出其理论的，而毛泽东在那种以西方理性推导出的理论背后，还看到了存在于冥冥中的"天道"。"天道"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根本的合法性来源。有"天道"支持，就是不可质疑和不容竞争的。在人类理性昌明的二十世纪，"天道"不能再从古代迷信中去找，不能再是神灵、龙或宿命一类东西，具有浓厚科学色彩并得到世界性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恰好提供了新的来源。

   　　马克思主义展示的人类未来前景，是一个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人民彻底解放的美好社会，那是一个有如宗教之天堂的社会。马克思以其理论雄辩地论证了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可抗拒；同时论证了近代产业工人是带领劳苦大众通过阶级斗争实现那天堂社会的领导阶级，而共产党则被定义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领导阶级"的领导，也就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最高代表。

   　　不难发现，这个"历史发展规律"与中国传统的"天道"何其相象，加上"先锋队"之意象，可以轻易地完成"天道"的现代化包装——"先锋队"代表"先进阶级"，继而代表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先锋队"则必然应该成为中国的领导者，而"先锋队"的领袖，也就无条件地成了全民之"救星"。

    　　为符合这种"天道"，尽管出身农民的毛领导的阶级斗争更像是农民起义，他却言必称是无产阶级革命，把以农民成员为绝大多数的中共称为工人阶级政党，并且终生都以不屑"农民习气"和"小农思想"自居。革命后的中国曾长期以阶级血统划分人群，亦是源自西方理性的阶级斗争学说变成中国式宿命论的典型例证。毛泽东善于用中国圣贤的大同理想描述共产主义，把马克思的艰深理论简化为杀富济贫的造反故事，灵活地把西方科学与中国民间思想通俗结合，加上运用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使他领导中国革命赢得了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拥戴，最终夺取了江山。

    　　毛泽东具有双重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既是他动员民众以及确立自身合法性的工具,也是他的信仰。他确信"天降大任"于他，要他把人类带进那个天堂。他先把中国变成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私人财产的社会。全部经济都属于国家，当然也就不需要市场，计划就成了必然。这在逻辑上是清楚的。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给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双倍伟力，使他能够进一步随心所欲地改造中国社会。

   　　在他的意识形态中，"私"是万恶之源。他认定人类社会的彻底改造须是化私为公。实现经济公有制只是这个历程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消灭人头脑中的"私"——这也是公有制经济所需要的，没有为公的意识和奉献之心，只关心一己私利的人怎么可能在公有经济中努力劳动？毛泽东在他的乌托邦式社会实践中痛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在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其"抓革命，促生产"的纲领，正是这种思路的写照。

   　　他极其警惕并痛恨任何想使人民从通向无私之路后退的企图。他熟知人性之劣根，向建立"公"意识的每一点进展都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每一点松动却可能导致相反的一泻千里，前功尽弃。在他看来，与他一块夺取权力的那些战友在这方面多是鼠目寸光，只看到就眼前经济而言，利用人"私"的一面将会产生高得多的效率，然而那正是他认为应该被消灭的一面。从这个角度，"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并不荒谬。一时的物质所得不过是蝇头小利，怎么能为这点小利失掉建立一个人类新世界的伟大理想！任何统治者都能治国，他要的是从根上改造人性，那才是真正的历史伟人之所为。为此，他不能容忍打下天下后稳稳当当坐天下的庸人思路，这是他同一块打天下的那些战友之根本立场的不同。

   　　毛泽东自言他一生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把蒋介石赶到那个海岛上去"，不过是"王朝周期"的重复；第二件——"文化大革命"才是最能体现他的意识形态之独特之处。文化大革命的核心被概括为"斗私批修"。"斗私"指的是改造每个人乃至全体人民的人性，"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利己主义"；"批修"则是针对他以往的战友和部下。在他眼中，他们已经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搞的一套（三自一包、物质刺激……）总是围绕着"私"字打转，那正是修正主义背叛共产主义理想的根本所在。何况他们自己的"私"也在日益膨胀，正在蜕化为脱离群众、享受特权的官僚老爷。毛泽东晚期的惊人之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阐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判断。

    　　在毛泽东思想中，群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一直自命为代表底层人民和多数群众。在他的一贯话语中，给了群众极高的地位。这是他的"天道"逻辑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人民至上，他代表人民，因此他就是最神圣的。但是在这种合法性中，也存在一种交换，即必须时刻高举"为人民服务"之旗，否则从何代表人民？"先锋队"的"天道"逻辑也就没有立足基础，包括不能解释公有制即是全民所有的逻辑。毛泽东正是这样要求他的下属的，他让"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成为共产党人挂在嘴边几十年的口头禅和他的国务院总理戴在胸前的座右铭，从而使它直到今日仍然是检验共产党合法性的公认标准，群众至上与群众天然正确，几乎成了不言而喻的公理，而对群众利益的任何忽视都被视为严重犯罪。

   　　在忠于人民利益方面，毛泽东并不相信他的执政集团。他宁愿认为这世界只是他一个人在带领亿万人民走向美好的彼岸，其他人都会在获得权力后陷入腐败。然而在现实中，他又离不开一个从事社会日常管理的行政集团。这使他对那集团有一种无奈——那是夹在他和人民之间的、热中特权并随时可能变质腐败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他深知靠他一个人的眼睛看管不住他们，因此他必须寻找一种方式，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监督和制约，形成以多制少的局面。才是打破官官相互、真正防止腐败的保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做了许多努力和尝试，深入地分析他执政后的所作所为，这实在是一条最深层的贯穿脉络。

   　　归纳和总结他的尝试，他最终企图建立这样一种结构解决他对执政集团的担忧：高高在上的他只需要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思想，将其通过现代意识形态手段普及给下层广大群众，转变为群众手中的"思想武器"，再以群众作为他的思想之运用者，按照他的理念对夹在他和人民之间的官僚集团进行监督和制约，最终达到防止权力集团背叛和腐败的目的。

   　　文化大革命就是他这种尝试的集大成。他从天安门城楼超越中共和权力集团直接向红卫兵挥动军帽，就是他设计的结构之典型写照。为实现他设计的结构并使之保持长期有效，他给了底层人民"政治挂帅"的理论根据、"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护身符、"造反有理"的合法性、"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斗争武器直至进行"全面夺权"的可能性，号召他们都要变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勇士。在他的结构中，官僚集团头顶将始终笼罩着"群众运动"的威慑，并且通过"七八年一次运动"对官僚进行"吐故纳新"，保证其不蜕变为"修正主义"和"新生的资产阶级"。

   　　这种乌托邦的失败已是有目皆睹，但是不能不承认其理想在底层群众中曾经具有并且现在仍然具有相当的道义感召力。毛赋予人民的造反意识和斗争手段，被那个年代的群众广泛接受和普遍使用。从年龄来讲，对那一套最为熟悉和善用的一茬人，恰恰就是今日沦落困境的"绝望者阶层"。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保留某种程度的怀念，不仅由于他们曾居身虚幻的"领导阶级"地位，还有至少那个年代，他们眼睛所能看到的基层官僚确实大多夹着尾巴做人，今日的满目腐败在那年代少而又少。而毛以一人之力希图超度几亿中国人成为贤哲（"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想象力和勇气，也使他在一部分中国精英眼中始终保持着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

   　　毛泽东以牺牲了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进行他力图成为名垂万古之历史伟人的社会试验。为了证实他的"天道"，他彻底地抛弃人道，他不吝惜牺牲个人，也没有公平可言。在他的试验中，凡被证明失败或没用了的立刻就抛弃（农民、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党内当权派、红卫兵、造反派……）。也许对于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伟人"心理，"天道"应该比"人道"重要，历史结果更高于眼前情理。毛泽东心目中的"人民"是没有个体的，只不过是给其伟业提供宏大基础的抽象概念罢了。法国大革命的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换上他的"为人民"也是一样的。不过这里暂不进行价值判断，仅从对统治稳定之利弊的"技术"层面综观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应该承认它是有相当说服力的，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亦与之高度符合、相互平衡并彼此加强，因而当时的整个中国才能被那意识形态征服，其对统治稳定起到的效果，可以从这样一个反面的例子中得到证明：在毛摧残了一百万知识分子（反右）、饿死了三千万农民（大跃进）、把整个国家搞到濒于崩溃（文革）的情况下，其政权还照样保持着令世界瞠目的高度稳定。

   　　做为一种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的失衡不是在其体系之内，而是在其体系与客观世界之间。他要把人性改造为完全无私的，这注定只能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幻想。这种失衡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劳动效率的极端低下。在与市场经济竞赛中，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都被甩在后面，而企图以思想革命和群众运动解决这一问题的中国，更是落到了后而又后。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不管其意识形态一时显得多么强大，最终一定不能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