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九十年代文学中的两极世界国际文学会议的演讲
   
   九十年代中国作家的特点是与体制发生关系。
   在使用这个动词的瞬间，我首先想到的当然不是作家与社会以及与体制的结构，而是一种中国语意倾向，那一男一女有了性交之后的定语---发生了关系。
   首先来确定发生。八十年代初期，作家是一君自发的力量。他们承担着一些社会责任：语言的揭露性和反叛意识。他们从自身以及民间寻找问题，对自己和他人的处境表示了不满和同情。他们的对手是体制。

   八十年代的文学有明确的人文符号以及成年人对社会的责任心，他们敲着对手的大门，要体制回答和解决问题。他们的对手基本上是他们的敌人。与敌人发生关系的情境出现在体制向作家伸出“友谊”之手开始。
   
   事实掩盖了现实
   
   “专业作家”是作家的诱饵。假如我现在还在中国大陆的话，也许不能保证不被共产主义体制收购。他们给的投降条件是优厚的，你可以不用天天上班，每月给你一份工资。你可以成为正式的国家干部，如果评的是一级作家，级别是局级干部，等于一个城市的文化局长的工资收入。成为专业作家还有住房提供。一级作家家里可以装电话，可以看中央发给局级干部的中央内部文件，可以享受一般市民没有的待遇，正式的工作当然是党安排的歌颂党的基本路线在你所在的地区所取得的成就。
   “专业作家们”收敛了他们的笔，按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进入招安状态，当了御用文人。他们聊以自慰的无非是并不认真执行党的话，没有跟着党的声音走，反抗意识仅此而已。由于中国的共产党基本上进入晚期，听党的话确实是没有远见，但得到党的待遇没有人拒绝，所谓中国式的“吃孙喝孙不谢孙”。
   于是在进入九十年代的文学思潮中，突然由一批先锋作家们对半个世纪前的题材发生了兴趣，当代不过是实用价值的来源。他们写世纪初的中国民情，写国民党里的好人，影射共产党也不会是好人。他们挖掘历史（其实是县志）题材，加上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模糊概念,封建，贫穷，残忍加“道”，进入写作。话语的时代性基本上返回民间艺人的方式，使大量的西方评论家，汉学家失去方向，跟随并形成了可怜巴巴的中国式“文学”框架。这种误导带的后果是可怕的。仅从时代的时间来看，中国似乎丧失了对人性处在本时代的发言权。
   令我惊讶的是，这次国际文学的研讨会请我来参加，原因是他们从众多的中国作家的作品里，很难找到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近期发生的文学语境。
   问题由德国人发现了，我这位一直坚持边缘写作，一直坚持发间的个人创作方式，从未参加过中国的文学团夥的作家，仅因为我的这部长篇小说《拉面者》，揭示了当代，特别是“六四”以后中国人心态的作品，令我来到这个会场。也许，仅仅是题目的巧合，“换位---九十年代文学中的两极世界”正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巧妙变化。
   在这次国际性的文学会议中，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象不能描绘出完整的概廓，我的问题是从“换位”两个字延伸到“原因”的形成。我思考些与我创作无关的问题。这是做为文学思潮，是否由中国人来讲解发生关系与成因的时刻。
   
   发生关系的本质
   
   八十年代发生关系的直接影响是：思维话语的更新，它养出了一个畸形的胎儿。我不知道东德解体后，德国如何理解革命文学的定义，因为它还包含了布莱希特这样的战剧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文学史上，在专业作家已进入“成熟期”的时代，文学已经成了政治的工具，成了话语的霸权。这霸权引来的后果：在中国丧失了时代的语言再现，思维进入集体式的社会主义的文学架。我这么讲是因为连文学思潮，派别的兴起，都实际上是由共产者的宽容决定。在泛西方的意念中，丧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注意力，转而对中国三十年代白话文初级阶段的认定，从而使中国文学孤立于世界文学，成为西方文化范围里的指定产品。令人不愉快的还包括汉学家，文学批评家也根据中国消息来源，根据中国作害在中国杂志发表作品的肯定地位，判断中国文学家的重要性，以至于经常邀请些实际上已成为国家干部的中国作家出来演讲，他们的好意实际上害了中国文学，成了独裁政权的帮手。真正的民间作家，体制之外的作家，在大陆不被理睬的作家，在体制边缘从事创作，从事个人对人性在时代的角色中的问题，有见解的作品，由于不受官方的欢迎，也就不受西方文学界的欢迎。困为谁都懒得去发现和注意民间力量的创作，中国文艺已被迫走上了官方文学的时代。我承认我所生活的民族，有“不需明确”的人文思想，这种思想在几千年“文明史”里一直存在，含糊一词几乎文学的另一翻译。只是今天，在一个电脑时代，一个商人可以举手投足决定文化消费的时代，一个同性渐渐消亡了性的涵养的时代，一个你们西方为自豪的个人主义至上的时代，我们还能在哪个领域含糊？文学，做为人性唯一的手工艺学科，还能含糊地生产下去吗？
   “发生关系”在我的使用中采用的不是中性的。在我的族类里，它的涵义是肯定的，是生米煮成了饭，是实实在在的说明阳具进入了阴道。是内体上的接触，因而是要回顾它的“犯罪动机”和交代它的“犯罪过程”的。而思想意识的发生关系，引来的实际效果是结婚，是合法的出卖，这是生命对生活的投降，是中国文化的失败，是时代的笑柄，但我无意发笑。我在《拉面者》里揭未了这种专业作家的心态，他们和抽血者一样是受害者。但他们不知道自己也是凶手。我至今还认为人类对精神的死亡是看不见的，只有肉体的残废才当一回事。原因是精神反被盾成个人的麻烦。我们使用者对实实在在的有肉体的人型才发出感叹的能力。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迟滞。
   美国，俄国，奥地利，波兰以及德国等等国家的作家们，今天，我代表中国以及中国的一个特殊的城市：香港，和你们见面了。这种会面，对我而言，是时间的误差。在你们的时间里现代生活由于更科学化，人性的面貌有需要回归自然的趋势，你们痛苦的焦点也许是回到了人在自然中的挫败感，确切地说，被文明洗礼的现代人，有没有能力驼地球表面？在我的国家，这种痛苦还形不成文学的范围，我们的城市以及乡村还没有那么多空调以及电冰箱，我们吃化学农药生产的食物，喝含铅量过高的水都没有问题，我们站在你们曾走过的路上，也就体验不到你们的文学对我的思考引发的困境。我们的土地上发生的问题很多。但不是人和环境，人和动物，人和电脑，人和科技，而是人和人，这也是我和你们不能发生关系的原因。
   在我的汉语世界里，九十年代文学换位包含了以下方面：
   一， 叙事的文学渐渐进入描述的平衡心态；
   二， 三十年代白话文时代的汉语正在被现代生活语言拷贝
   三， 面临重新组合社会，个人和政治团体的关系；
   四， 写作者和创作者的分裂就是知识物质化和精神化的分裂；
   五， 人文空间渐渐被污染，传媒和文化市场开始入侵思想领域。
   六， 真正意义的后现代社会环境开始形成。
   尽管我的问题和世界各国的作家提出的问题有差异，但是，文学在社会的反馈中丧失了它以往的精锐已经厉了事实。这种事实在创作的过程中转为现实，而不是真实。所以说担悠是我们的共同点。而换位是不能聚焦的；东西德国的统一，带来的双重换位将促进德国文学的发展，因为在心理的机制过 ，增多了人性的可能性。美国的严肃文学在市场经济，商品文化的压力上是否还会出
   现像福克纳这样的大手笔？今天没有到场的索尔贝类能否回答；俄国的崩溃，把社会主义文学的地位很快瓦解。作家们的位置――以往的视线是否将射向自己？而中国文学还处在社会主义文学阶段，它的丧体会在二十世纪内出现吗？歌德预示的世界文学，在我们的会议召开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今天的世界文学是多重时间的。从你们的时间来一次时光倒流，看看我们的时代也是二十世纪最惊人的人文景观，在我们的时代，人的权力还在胚胎之中，残忍还是人与人这间的正常游戏。
    在西方的价值观念里，个人对社会的关系是夫妻关系，是自己的事。在东方，私人空间只是“抽屉”的概念。所以，“换位”就东西方而言也是未来的人文空间。我希望有一天，你们还会读到与今天的《拉面者》不同的作品。我再次对把它翻译成德文的译者表示感谢。它在我的母语里，被拒绝发表，《收获》杂志和海外的《今天》都把它退回。他们都不敢接受这部描写八九年“六四”以后的中国现代。他们都以为九十年代应该失语？对于这个看不见的“拉面者”，我常常在梦里与它博斗，它是中国的头脑，或者说，它是汉语里的霸权者。我在序言里已经表明：
    “这篇小说是地地道道的时代产物，像一堆可以踩出声响的还亮闪闪的玻璃碎渣。它有旋律，旋律中有各种配器，演奏这作品的地点只能在没有听众的中国，好在乐器本身就是听众。”
   今天，这里的听众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人种，我的声音以汉语的方式读它，显然有些不同的感受，但我更希望有一天，它能回到汉语的世界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