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很多胡同都有些历史故事，因为许多名人都是在这些又窄又长的胡同里居住过。我住的南小街在东四十二条和十三条之间的巷子里，往里走一百多米就是上世纪初主张维新变法的梁启超的故居。他后来被慈禧太启通缉，流亡海外十四年。记忆使我们积累经验，并保存了一切。
   记得我那间房子的前面是个煤店，买煤的人来车往，便把街面染得黑乎乎一片。由於紧靠着中医院，病人和死人多，在煤店对街的寿衣店两侧，又常挤满烤羊肉串的和卖水果的小摊档。房子左右被夹在两座楼的中间，不时会有从“天”而降的蛋壳、白菜叶以及鸽子粪掉进小院里。除此之外，小院子和屋里还算安静。我就在那儿画画和写作。房间挂满了画，连“地毯”也是一大张油画。
   那是一间又破又旧的房子。一帮又一帮的画家、作家、诗人，以及各种各样“离经叛道”的哥们在七十年代末期，经常来到五十三号聚会。还把手稿油印成诗集，策划地下画展、诗会以及传递某某人被抓走的消息。作家高行健也在这里谈现代文学的创作手法，谈他的《绝对信号》。翻译家付惟慈则把他的新作《月亮六便士》介绍给大家。那时，我们的聚会都是非法的。连半夜走在街道上都危险，特别是二、三个人一起，经常会被抓走关进派出所。
   本来五十三号就处在众目睽睽之下，再加上经常人来人往，又放音乐又唱歌，更成了公安局和“小脚侦辑队”的监视对象。我终於逃不过党的眼睛，两次被抓进公安局交待思想问题。最后一次放出来时，屋里被彻底搜查，连纸糊的顶棚都被撕了下来。我决定离家流浪，走到一个偏僻的角落，走到没有人能认出你的社会。而这种地方只能在没有方向的路上。
   那时我们的梦想就是出国，离开这个监狱社会。

   一九八七年我移民到了香港才两年，北京发生了八九学潮，中国在震动。
   我也发现自己虽然躯体站在了自由的香港，但灵魂依然留在中国，我的梦也从未出国，依然停在南小街的周围。我感到一个作家假如和自己熟悉并成长的社会脱节的话，他的创作也就失去了灵感和目的。甚至活着本身也没有意义。也许我这个人就是越过周围的亲情，去与社会建立责任的人，所以我又返回了南小街。
   六四大屠杀之后，我确定了一个长篇小说计划，开始写中国人被一双无形的巨手撕扯着，人被迫变化着也麻木着。这个封闭了近四十年的独裁政权，刚开始一点精神松动，就又被扯紧了。同时，经济的开放，又给了大众在商业领域寻找个人价值的实现。人们向钱看，丢弃了理想和人文关怀。
   我把快倒塌的南小街重新装修了一遍，装上了煤气和水池子。秋天，屋后那棵老槐树会撒下一片片带着尘土的叶子。冬天，小院子窗台上便落满了白雪，这自然的气味还能令我守住笔，去描写周围的人和事。当初在南小街五十三号偷偷聚会的朋友们，有的因六四进了监狱，有的出了国，有的卷进了商业的海潮，成了主席或总经理，价值观变了也就少有了来往。
   南小街的煤厂早已不再卖煤，改建成的书店在六四大屠杀之后便不景气，就又重新装修成了歌舞厅。一些在雨天便咝咝做响的霓虹灯管把小街闪得一派俗艳。只有旁边一家烟酒小卖部还是老样子。那家人刚改革开放便在把临街的窗户改成了门，门口常堆满装啤酒瓶和酸奶瓶的箱子。
   香港九七回归之后，我实在看不惯五星红旗插在这块自由的城市之中，而市民竟兴高采烈，当然他们是为了摆脱殖民者而发的，并不知道从此香港将与时代背道而驰，返回极权统治的框架中，政治的倒退也将带走经济和财富。那些夹道欢迎的市民将首先失业。今天香港的萨斯危机就充分表现了政府倒退的后果。如果还走英政府是决不会把病况隐瞒不报，以至於董健华政府开始模仿中共，使疫情失控。
   我便又返回了中国，试图在自己曾建立了人生理想的房子里住下来。但那一次我被扣在了海关，不准入境。经过一天的审查，我被教导不准接触敏感人物放了。来到南小街的家门囗，发现楼里的邻居在我的门口建了他们的家。虽然厨房没砌在我门上，足够我开门进屋，但门已钉上凉衣物的绳子，挂满了湿衣服。房后被人们了堆了杂物不透气，下雨后屋内墙上便渗着水，我的画都烂了。连地下的水管都被邻居挖开引到了他们的家里。而南小街上充满了发廊和饭馆，空气散着肥皂水、烫糊了的头发和炸带鱼的腥气。当晚我只好住进了旅馆。
   以前曾发誓不要移民西方，因为我看到出去的作家几乎都停了笔。偶然有几位有作品发表，文笔也丧失了灵气。另外，作家失去了土地，仅得到一个自由的天空是没有意义的。但偶然的一个不能拒绝的邀请，我便离开香港，到了德国鲁尔大学当了讲师。
   两年以后，我才真切地理解了流外丧志的含义。特别是一个流亡作家，在外国首先消失了自已的特长，去找一份混饭吃的职业。另外，失去了语言环境，重新学习一种语言，你便对自巳的社会也淡漠了。还有更令人难过的是记忆的中国和现实的西方社会的反差太大，如在监狱活久了，己不习惯自由的人般无奈。西方缓慢的生活气氛也和我在中国那种奋斗、战斗或搏斗的精神极不协调，我象个赛跑运动员，被放在行走的牛车上。更象个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军人，坐在花香乌语的草地上。我体会到了被苏联共产党赶出去的作家的痛苦了。这种惩罚是把你从祖国赶出去，你便象一棵剪下来泡在水里的花，虽然暂时死不了，也活不痛快。
   特别是三年前定居伦敦以后，更感到赖以生存的语言在另一个社会并不存在，而自己的祖国又一直禁止你的作品发表的现实，更感到流亡生涯的错位。我想，当人提前感到自己的精神在萎缩时，都会如此痛苦，除非能改变记忆，或选择与作家无关的职业。
   我便又一次决定返回中国，准确地说是返回自己的记忆，从而使自己回到写作与现实能互相沟通的心境。但回到中国我才发现，记忆中的北京己消失了。如果不搭的士，我几乎到不了任何地方。南小街己经被一条宽马路取代了。歌舞厅对面盖起了一排排大楼。我的房子还在，但暴露在街上，与正在折迁的残砖碎瓦挤在一起。要不是附近的小卖部还亮着灯，我无法认出南小街的位置。与街上的人擦肩而过时，我发现自己在家门口成了陌生人。新建筑下面开设了浴足屋、性用品商店和药店以及大小酒楼。今天的北京己经变成了一座超过香港的消费城市。你只要不反对党，干什么都行。
   老北京已随着历史一步步地消失了，就连同它记忆的位置都变得虚假和不可信了。我只能在内心默默记载着它的人世沧桑。
   我想到中国从毛泽东死了以后，改革开放把破旧的北京城变成一个现代大都会。中国人也有了钱享受现代生活。但在表面的变化之内，中国人被专制控制着思想和精神自由的局面并没有真变化。而这才是中国人的悲剧。那么，流亡在国之外，又要不丧失记记的生活便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我便开始怀念伦敦。这儿的每棵树，每个酒吧，甚至街上的行人都不变，给你一种真实感。在这种不变之内，其实一切都在随着时代而变化，但那就是正常生活，我们活在其中不知觉而己。
   马 建2003.4.25日於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