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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文化是什么?(下篇)

2005年10月26日08:26
   
   
     文化需要“政策”?
     很多文化人听到“文化政策”这个词,会像猫一样弓起背、竖起毛,眼睛发出怀疑的、警戒的蓝光:文化,最需要的不就是自由,绝对的自由吗?“政策”不正是自由的头号杀手吗?
     因此,我们必须先界定一下,在现代的国家或城市里,究竟文化政策是什么。
     政府,好比一个巨大的机器,数不清、看不明白的齿轮在各个角落里轰轰运转,各司其职,交通的管交通,工程的管工程,教育的管教育。可是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所有层面,有如白糖融之于水,同时文化决定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方向,有如铁轨之于火车,文化要激活势必要动到机器中所有的齿轮。所以文化政策不过是一套政府机制,以文化发展为目标,将各个“齿轮”所司的大小政策进行整合。透过这一套机制,一个城市或国家的文化愿景清楚浮现,而实现这个愿景的长程规划,推动策略,执行方法,得以有系统地分析整理出来。重点在于“整合”,因为,这些规划、策略和执行方法可能一向都在,但是零星散置在政府机器的大大小小齿轮中,或隐藏遗忘,或毫无横向联系地各行其是,甚至于,可能彼此抵消而没人知道。
     就工具的层面来说,政府组织结构本身的健全与否就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发展。工具不对时,犹如横木入灶,炉火是冷的。譬如说,旅游观光是文化产业里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以台北为例,这个城市的观光是谁在推动?难以置信的,曾是交通局下属的一个观光科。交通局的专业人才对运输系统和工程管理或许精通,但是对观光事业,以及观光事业所必备的人文历史的内涵、环境气质的营造、国际行销的技巧,可能完全外行。当观光这一项文化事业被放在“交通”这个齿轮中运转时,观光的人文面和国际性可能消失而简化为交通运输的技术操作。(台北市政府后来认识到这个缺陷,2002年成立了观光委员会来统筹业务。)
     再譬如说,刚到香港时,我发现这个城市对于古迹和历史街区的保护意识很弱。地产商业利益像一架巨大推土机,历史老屋、老街区等着给高楼大厦垫脚。怎么会这样?检查一下香港政府的组织架构,很容易就看出端倪:负责古迹保存的部门,是一个层级极低的机构,它矮缩在民政局下面的康乐文化署的再下面。这么低的层级,当然不可能挡得住开发利益的推土机。古迹保护这一个齿轮,只是香港政府大机器里最不重要的一个小零件,古迹保护的成效如何,用膝盖也想得出来。
     就工具的运用而言,齿轮与齿轮之间是丝丝相扣,紧密配合,中间的润滑作用良好?还是一关死卡一关,彼此互废武功?
     请一只老鼠吃饭,找谁?
     政府这个机器的特色是官僚本位主义。什么叫做官僚本位主义?对外,它的思考逻辑是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以管理者的方便为目标。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在很多欧美的城市里,我们到处都看见街头艺人在大街、广场、公园里拉小提琴、唱歌、演木偶戏、画画,脚下放着一顶破帽子或罐头盒,行人高兴了就把钱往里头丢,城市洋溢着活泼生动的文化艺术气息。另外一些城市里却完全看不见这样的景象,譬如台北,为什么呢?
     因为大街、广场、公园,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有“管理条例”,而所有的管理条例都禁止这样的演出行为。为什么禁止?因为对于管理者而言,“方便管理”是惟一的逻辑,在这个单一逻辑下,街头艺人对市场管理处而言,就是违法摊贩;对交通警察而言,就是交通阻碍者;对公园处而言,就是破坏公园环境者;对税捐处而言,用罐头收钱而不缴税,就是逃税者。
     官员害怕弹性,因为弹性会带来额外工作。官员逃避创意,因为创意会带来额外风险。去掉弹性和创意,躲开额外的工作和风险,只要管理方便,那还有什么比“禁止”更简单的管理方法呢?至于“禁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人民使用公共空间权利的剥夺,对城市气氛的压抑,艺术家的损失等等,不是任何一个部门需要考虑的。这,就是官僚本位主义的ABC。
     官僚本位主义在政府机器的内部,以另一种方式呈现:部门与部门之间,壁垒分明,互不相通。一只湿答答的老鼠谁管?答案是,如果它跑到了大马路上,是交通局的事;若是在人行道上,是养工处的事;窜到学校里去了,教育局管;钻到垃圾堆里了,环保局管;溜到市场去了,市场处的事。老鼠带菌?卫生局的事……真要问,你要请一只老鼠来家里吃饭,找谁联系?没人管。
     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城市没有街头艺人。养工处管人行道,交通局管大马路,公园处管公园,教育局管校园,市场处管市场,这些公共空间的管理者,彼此之间并不沟通。如果你要“解放”这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让艺人、画家、诗人可以在天空下表演,放一个小罐头盒收钱,让过路的人小小驻足,为实现这么卑微的一点愿望,你知道你得做什么吗?
     你必须把几十种“禁止”的管理条例拿来,一条一条去“破解”,就是说,促使这一二十个部门进行修法,把每一个管理条例中卡住表演以及收费行为的每一个环节拿掉,而每一个条例的更动,都非同小可:从咨询协商、提出草案,到草案通过,公布实施,中间有无休无止的辩论和协商过程。让几十个条例更动就得跟几十个部门去磨。官僚本位主义是所有政府的通性,在不同国家里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没有本质的不同:每一个部门,只以自己的范围为终极思考范围,部门与部门之间协调、对话、合作,在政府的机器里,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经过三年的磨合,台北市在2003年通过新的条例,鼓励街头艺人的出现。)
     而如果政府的机器里根本就没有“文化”这个齿轮,或者有了以“文化”为名的齿轮,却又只是个不转动的装饰零件,那么对抗或化解这个官僚本位主义就连起点都没有。要解放空间吗?要让艺术进入城市文化吗?要修改管理条例吗?由谁发起?由谁推动?
     仅仅是想要让城市的空间容许艺术出现,就要费尽力气,经年功夫,想像一下更为重大的目标吧:怎么样让艺术渗透进入各级学校教育系统?怎么样让美感在公共工程的设计里占一个地位?怎么样让贫民和弱势族群也得到文化的权利?怎么样保护创作者的著作权、维护艺术工作者的工作权和退休保障?怎么样使文化变成外交项目?怎么样修改税制,使文化产业得以与一般商品有不同待遇?甚至于,怎么样使警察不践踏文化,使司法尊重文化,使狱吏理解文化?
     每一项,都牵涉到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磨合,每一项,都需要一个巨大的整合力量去进行不同目标的折冲。政府的庞大机器里,如果没有一个“文化”的齿轮,而且是一个独立、强悍的非装饰作用的“文化”齿轮,文化就注定不可能影响到生活里各个层面。
     实验室逃走的怪兽
     没有文化思维的政府机器可能变成什么形状?
     交通思维垄断,那个齿轮可能致力于整个城市的无限拓宽,拆掉所有狭窄的胡同和老街,拔掉所有挡路的参天大树,把整个城市变成通衢大道。因为,从交通的逻辑出发,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单纯的交通运输畅通。其他价值,譬如城市的人文肌理,历史的共同记忆,社区的文化认同,邻里的小巷情趣等等,对不起,他不懂。21世纪全世界最怵目惊心的例子,当属北京。北京的古老胡同从公元两千年起,以一年六百条的速度被拆除,成百上千栋历史建筑被铲平,所有的马路都在拓宽中,没有任何人能阻挡推土机的急速进度,甚至没有讨论的余地。交通至上思维,像“酷斯拉”怪物一样横扫北京。
     发展思维垄断,在很多政府机器里,已经不是一个齿轮,而成了引擎,整个城市成为发电厂,轰轰作响,只不知奔向哪里。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眺望北京城,看着老城一片青瓦绵绵、深巷郁郁,说,这个城,应该变成工业城!变魔术一样,一万四千根烟囱就插进了宁静美丽的古都。为了2008年的奥运,以发展为核心思维、单向逻辑的奥运,发展调动了政府机器中所有的轮子,为一个单一目标全速运转,整个政府机器成为一种单一功能的推土机。文化所赖以生存的价值:历史情感、共同记忆、公民参与、城市美学,以及文化所赖以绵延的手段:人文的细致、哲学的深思、文明世界人与人之间不能或缺的婉转和体贴,全都像隆隆割草机斩断卷起的草根,尘飞烟灭。
     当发展凌驾于所有其他价值时,那种力量就像一只从实验室中逃走的怪兽,畸形地不断壮大。可是,很多人会非常不安,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怪兽可能倒过来吞噬自己的身体,自然的韵律可能反扑,以一种超过怪兽的力道。
     所以文化政策是什么?它就是一套整合的机制,以文化为核心思维,以这个思维去检验政府这个机器,检验它本身的结构是否符合文化的发展所需,检验其他的齿轮是否配合文化的发展,检验机器运转的方向是不是一个文化所能认可的方向。
     文化可以立国
     这样定义下的文化政策,就有两种必要的作为。一是减,一是加。
     减,是设法去除“弊”,关掉有碍文化发展的齿轮。譬如把所有“禁止”街头艺人在公共空间表演的规定取消。譬如与交通部门格斗,让一株老树存活下来,少拓宽一条不必要拓宽的路。譬如与工程单位对抗,让某一栋作家故居保留下来,少盖一栋酒店大楼。譬如与公园处协商,让公园多留一点自然的草地,少建一点水泥硬地面。譬如与教育局沟通,减少学生上课时数,让孩子们到音乐厅、博物馆、老城区里接受一点美学的熏陶、培养一点历史的情愫。
     加,是设法去兴利。英国政府规定彩票收入的28%必须用在文化上,许多博物馆就得以生存,年轻创业的艺术家也得到补助。瑞典立法严格保障知识产权,作曲家因而能够专心创作;规定图书馆中每一本书的借出,书的作者都要得到一定百分比的报酬,作家因而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德国政府高额补贴剧院的开支,使得低收入的国民也买得起票、看得起戏,国民的艺术教养因此得以提升。纽约政府通过补贴,让18岁以下的人可以低价看演出,因而培养了年轻人的艺术修养。伦敦采取博物馆参观免门票措施,欣赏者的数字因而激增。
     在台北市推出了“树木保护自治条例”之后,房地产的开发商就不再能轻易地砍除百年老树。把民间成立基金会的门槛降低之后,推动文化的民间基金会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倍增。制定了公共艺术的法规之后──譬如说,所有公共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须用在公共艺术上,公共建筑就有了艺术的品位,公共空间不再随意地被难看的东西填满。设置了新人创作奖金,艺术和文学的创作者就得到了鼓励。改变税法容许企业对文化的捐赠抵税,企业对文化的捐赠马上增加,美术馆、博物馆就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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