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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文化权是平等的
南方周末 2003-06-19 15:24:33
□本报驻沪记者 朱强
做文人，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因为他的“刀”是笔。做政务官，手中掌握权力，是不能轻易“拔刀”的，因为他的刀可能见血。有权力的人要慎重，要谦卑，要随时随地检验自己。文人可以快意恩仇，官，却必须忍辱负重。———龙应台
没有社会参与与共识的文化政策是很危险的，因为容易出错，而文化政策作错了，是一个城市的内伤。 ———龙应台
南方周末：在台湾的“政府组织”里，台北市文化局处什么地位？它与大陆各城市的文化局有什么主要差别？上面给的年预算大致是多少？
龙应台：大约有三方面的不同。台湾从1999年1月开始实施“地方制度法”，凡是经济财政、都市计划、水利交通、教育、文化、观光等等，都属于地方自治权限，所以台北市政府是没有所谓“上级机构”的。文化局因此也相当独立。此其一。
台北市政府本身有三十来个“一级局处”，文化局是其中之一。局处首长是市长任命的“政务官”，当民选市长卸任或去职时，必须随同离职。局长独立拟定、执行政策，而不是被动地由市长指挥。政策推动不力时，以去职表示负责。所以相对于市长，局长也是相当独立的。此其二。
台北市文化局负责拟定全台北市的文化政策，范围包括国际文化交流、文化产业发展、古迹及文物保存、都市风貌的维护、公共艺术的审定、艺术教育的推广、表演艺术团体的扶植、城市文化设施的兴建及管理。相对于大陆的文化局，范围广得多，是“大文化局”的概念。此其三。
预算不是“上面”给的。局长依据自己的政策，估出执行政策所需的费用，编成预算，再去向市府和“议会”进行说服和争取；争取到的，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预算。在过去的3年中，文化局每年有13亿到15亿台币的预算要执行。
南方周末：在文化领域，什么是官方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在欧洲，政府对文化介入似乎多一些，比方在扶助博物馆等方面。相对的，在美国，政府的介入很少，介入多是基金会一类民间机构。那么，官方是听任文化艺术“自由”生长，或者还是要“管一管”，这里是否有一个界限？或者艺术从来不是天然生长的，永远是需要“人为”的扶助，和“人为”的规划？为什么呢？
龙应台：我相信一个重要的原则：凡是民间能做的，政府就不要做。只有在民间没有能力做，或者因为无利可图而没有意愿做的，政府才应该介入。除此之外的介入，都可能反而斫伤了民间的生机。
文化需不需要“管”？要小心。如果“管”的意思是由政府来提供文化发展的条件，创造艺术创作的环境，那么，是的，文化是要有人“管”的。
譬如说，英国政府规定彩券收入的28％必须用在文化上，许多博物馆就得以生存，年轻的艺术家也得到创作的补助。譬如说，瑞典立法严格保障智能财产权，作曲家因而能够专心创作；规定图书馆中每一本书的借出，书的作者都要得到一定百分比的报酬，作家因而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譬如说，德国政府高度补贴剧院的开支，使得低收入的国民也买得起票、看得起戏，国民的艺术教养因此得以提升。
我们在台北市推出了“树木保护自治条例”之后，房地产的开发商就不再敢把百年老树任意砍伐。把成立文化基金会的门槛从两千万元降低到500万元之后，文化性质的民间基金会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制定了公共艺术的法规之后kk譬如说，所有公共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须用在公共艺术上，公共建筑就有了艺术的品位，公共空间不再随意地被难看的东西填满。设置新人创作奖金，艺术和文学的创作者就得到鼓励。改变税法容许企业对文化的捐赠抵税，企业对文化的捐赠马上倍增，美术馆、博物馆就多了起来。
再譬如说，政府预算是有限的。修公路、建机场、造学校、盖医院，都需要钱。文化不是硬件工程，一般执政者看不见它的重要性，就不会有文化预算。专职的文化机构必须强力为文化争取预算，这也是“管”的一部分。
这些法规和制度的设立都是政府的积极作为，而且也只有政府能做。这种“管”，是扶植，是培养，是促成，做得好，可以使文化突飞猛进。
文化专职机构最重要的任务是：透过制度和法规的建立，创造出一种环境让民间力量得到最蓬勃的发展。政府提供最肥沃的土壤，让民间创意着床、发芽、开花。关键在“民间”二字。政府所有的措施，不能忘记它的目的：让民间壮大。如果文化专职机构积极作为的结果是造就“大有为”的政府而使民间力量萎缩，那么我们宁可不要文化专职机构。
政府永远不该忘记自己是土，只是土，民间才是花。土是为了花而存在，本末不可倒置。
至于你说美国和欧洲不同，应该是英美和欧陆的不同。欧陆国家将文化看做教育，认为国家应该负责；英美比较把文化看做个人修养。另外，英美的企业捐赠风气非常蓬勃，私人企业的各种基金都支持文化艺术，政府也就可以退居第二线，预算也编得少。欧陆的捐赠风气没有英美盛，国家的投入相对就大。法兰克福市的年度文化预算，譬如说，就占市政整体预算的10％，非常惊人。
南方周末：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的前提下，给了文化专责机构一个行使“文化平权”的机会，也恰巧使您能够利用官权力把一些原本属于中产阶级消费的艺文项目有意识地下放到民间底层社会？比如，您曾经让交响乐团到台北士林夜市的庙前广场演奏五重奏等“高雅音乐”，让贫困者也有机会得到艺术启蒙。我们不否认这个绝好的动机，但基于有不同的欣赏水准，此举得到的效果是否形式大于内容？
龙应台：让我们出身自维也纳和茱利亚音乐学院的交响乐团员到“下里巴人”所在的市场里去演奏，有这么一个理念在后头：如果你是民间私人乐团，台湾有好几个民间自组的交响团，你可以高兴为谁演奏就为谁演奏。身为公立乐团，就不太一样。纳税人的钱在支持着你，而纳税人并不是只有那些买得起国家音乐厅票的中产阶级；菜市场里卖菜的小贩也是纳税人。公立乐团有服务市民的义务。他们可以在水晶灯下演出，也应该可以在公园里、大庙前、榕树下为买不起票的小市民演出。艺术的教育推广是公立乐团的义务。
我不认为交响乐、五重奏就是所谓精致或高尚艺术，或者地方戏曲就是低俗的艺术。地方戏曲只要艺术精湛，一样是精致艺术。把交响乐带进菜市场，是希望给市民选择的自由，意思是说，如果菜市场的小贩从来就没听过交响乐，你又凭什么断定他们只能听地方戏呢？有没有可能，一个在猪肉摊边长大的孩子，因为接触到了交响乐，将来成为音乐家，就譬如鲁迅在绍兴乡下看野台戏，得到了他的美学启蒙？
我是因为市场里听得到流行歌与地方戏曲而听不到西方古典音乐，所以才把交响乐带进去。我同时也把歌仔戏kk台湾最“乡土”的地方戏，从庙埕里请出，让它在知识阶层聚集的、最现代的市中心广场上演出，让中产阶级认识，而且学会欣赏，所谓“下里巴人”的艺术。重点不是把所谓“精致艺术”带进市场，重点是给人民选择的可能。
我们打出一个口号，“文化就在巷子里”，一年52个周末，各种形式的表演———传统的、现代的都有，还有展览、诗歌朗诵、文史哲的演讲，到全台北市的各个生活角落里去发生。图书馆、地铁广场、公园、庙埕，古迹，无处不可演出，无处不是文化。因为是长期的深入，所以就不会有你说的“徒有形式”的问题。“文化就在巷子里”现在还持续进行着。
南方周末：如果文化或者文化教育不能像西方社会那样在社区基层扎根，底层市民行使文化的选择权从“你给”过渡到“我要”这个过程是不是有些底气不足？我们知道，在您的任期内曾经把推动艺术在基层社区扎根作为一项重要施政目标，但效果不理想，我们想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您原本有什么构想？我们知道，在台北文化施政期间，您经常把上海、香港、东京等城市引为参照系，在上海几乎每一个社区，都有小型的文化体育设施，在每个街道都有图书室、文体活动室等等，我们想知道，这些社区文体设施是否在台北一样发达？在文化平权的前提下，如果今天您是上海市的文化局长，是否也会主张将所谓的“高雅文化”直接带到最基层的社区？
龙应台：“全民美育”是我的目标。蔡元培先生早年也提出过以美育替代宗教。当人民的平均文化素养高的时候，他举手投足之间都是礼，生活环境中举目所及之处都是美，但这要好几代的累积。我说对过去3年的社区扎根不满意，指的是，我们“文化就在巷子里”做了很多，但是还没来得及将社区中本来就存在的大大小小民间组织，譬如读书会、家长会、消费者联盟、文史工作室等等，串连起来发挥力量。
上海的文化设施与台北作比较？不太好比，因为两个城市的基本结构就不同。台北的民间社会，相对于上海，是很大的。因此绝大部分的市民所需，不是由政府提供，而是由民间自营。举一个例子，台北的出版社和书店特别多，人们习惯买书，对图书馆的需求就会相对减少。游泳池、健身房等等也都是民间自行运转的服务业。
如果我是上海的文化局长？上海的文化局长并不掌控上海市的整体文化政策，所以您大概是问，如果我是上海负责文教的市委副书记吧？这个假设有创意，好玩。
这样说吧，不管我负责的是上海或是北京或是吉隆坡，是的，“文化权”的平等都会是一个核心理念。我们现在经常谈的是“人权”，少有人谈文化权，但是文化权的平等事实上写在1948年的《联合国宪章》中。
文化官是一个资源的再分配者，就是说，人民把血汗钱以缴税的形式交到你手上，你要决定如何分配这个资源。你必须有两个面向的思考：一是，怎么用，才能保障这个城市的永续发展；譬如说，现在要做什么样的投资才能使这个城市在20年、30年后仍旧保有文化上的优势？人才的培育、创作的奖励、文化产业的调查研究等等，都是要作长程规划的。
第二个面向就是，纳税人的权利有没有被照顾到？如果说，中产阶级有剧院、音乐厅、游泳池可去，那么15岁以下的人得到什么？65岁以上的人可以去哪里？坐轮椅的残障者、拄着拐杖的盲人，得到什么？居住本城的外国人得到什么？外籍劳工、本籍苦力又得到什么？失业的工人得到什么？
文化权是平等的，每一个纳税者都可以要求。连因案坐监的犯人都应该有文化权。一个当权者如果只看到资产阶级，他就会拼命盖富丽堂皇的大剧院、音乐厅等等，而社会里其他的族群kk弱势的、边缘的、另类的kk就遭到漠视。如果在这个城市中，资产阶级其实是少数，那更有问题了，你就是在用多数人辛苦挣来的钱在服务特定少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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