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信仰民主自由的人，在中国极权制度下如若不经监狱淬火，其对信仰的勇气和真诚值得怀疑。三次牢狱经历深深留在记忆里，见证了自己的成长，见证了求自由的苦难和快乐。 ——题记 【作者手记】1989年、1994年、1998年三次牢狱经历，在写作上不以时间为序，可能给阅读带来不便，但不会影响当局严酷制裁关押政治异见者的事实判断。这部牢狱手记，据手头保留的资料，笔者从1994年第二次坐牢写起。第一次坐牢的文字和图片，1989年、1994年两次被警方抄家搜掠，直到出狱也没有归还。完整全面的牢狱经历，只能留待以后再做充实扩展。 一 海南岛第一个政治犯 (一) 第二次被捕 从甘肃流落到海南岛快一年了，关闭了广告公司，我专心编写两本书。1994年年初，“六四”五周年就要来临。该做点什么来纪念？我想到把自己在89年的经历写出来，于是跟香港一家有交往的出版公司谈妥，由他们出版发行。“六四”真相，应该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人们不该淡忘它——不该忘记那些倒在枪口和履带下的无辜者；不该忘记仍在监狱的人；不该忘记处处遭受压制、艰难维生的六四参与者；不该忘记亡命海外的人们；不该忘记死难者的亲属。明知道会被编织罪名再次被抓起来，但我无法克制内心冲动。我只是不愿选择沉默，不想做懦夫。英雄无法选择历史，而历史却需要英雄，哪怕是庸人眼里的悲剧英雄。我们别无选择，除非选择苟且偷生。我们不是英雄，只是捍卫自己说话的权利。 在海口白沙邮局租信箱时，一大串号牌钥匙，我独独挑选了“68”号信箱，图个吉利顺口。巧合的是，我被海口市公安局内保处抓捕的日子竟是1994年6月8日，不免让人产浮想联翩。进入六月，海口台风季节来临了。我住在海淀岛这栋新建的居民楼顶层。台风雨连续下了好几天。狂风暴雨摇撞着窗户，雨水沿着四扇窗户缝隙，源源不断灌进房间，地板上一片汪洋大海。害得我手忙脚乱，抗洪救灾。《六四大写真》、《海南黑社会全记录》两部书稿基本完成，放在一只大行李箱里。我想等等，再找资料补充修订。在自我封闭的日子，每天晚上，我去市区接妻子下班，顺便散心、吃饭。一个礼拜没有去邮局拿邮件了。妻子说，她下班后，可以顺便取邮件，我制止了。我不愿把内心的恐惧传染给她：我预感到邮局是危险的陷阱。这个念头，我从来没有明白地告诉过崔青海和妻子，我不想牵连他们。6月8日午后，暴雨间歇，我决定冒险去白沙邮局一趟。在营业大厅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我进入后院，穿过值班室。几个男子懒洋洋坐在椅子上玩扑克牌，他们望了我一眼。我迟疑了一下，径直靠近摆放在办公楼梯下的一排绿色铁皮邮箱。快速打开信箱，拿出信件，转身离开。突然，一个穿白衬衣、20岁出头的男子堵在唯一的出口。“68号信箱是你的？”说话间，夺走我手里的信件，查看起来。“你，干吗？” 我回话当口，对方拿出一个证件在我眼前迅疾晃了一下，双手抓住我，大声说：“我是公安局的！来人啊！” 四、五个便衣警察闻声围了上来。刚才从他们面前经过，大意了，没有觉察出他们的身份。信封上的地址已经表明了我是信箱的主人，说多了没有用。铮亮的手铐铐住了我的双手。背铐。一只胳膊搭在脖颈，一只胳臂扭在背后，双手铐在后背。我听见自己的肘骨节嘎巴、嘎巴响，钻心的痛，差点背过气。觉得自己两条胳臂断了，疼得我大声乱骂：“你们是什么人？我犯哪条法了？操你妈，有种开枪啊！”“市局内保处的，你做了什么应该清楚。哎，蛮嚣张啊你，敢骂我们，找死啊你。”“你们这是绑架！”“你的同伙是谁？说，你老婆在哪里？你才放出来几年啊，又搞搞正。说不说，写的东西哪？”我戴过土铐、前铐，以前见过背铐都是铐逃犯和重刑犯的。一会儿，汗水湿了衣服。手表、call机、钱夹、身份证、记者证、钥匙链，全被他们搜出来摆在桌子上。领头的年轻男子拿着我的身份证，兴奋地给局里电话汇报：“逮住了，对，一个，是他……快派车来。”我挣扎着被按住蹲在地上。他们对照过几个证件，然后连同信件，谨慎地装进牛皮纸袋子里。被他们按住蹲在角落里，双臂象遭刀劈一样，疼得我浑身打抖。汗水打湿了眼镜片，眼前一片模糊。漏洞出在哪里？后来我才知道，公安局在邮电局都有便衣随时检查可疑邮件。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从来不要轻视你的对手。我心里闪过念头，怎么通知亚男和崔青海，赶快躲起来，保管好手稿，不要被查收。这是“犯罪”证据，不能落入他们手里。从他们在邮局蹲守，可以判断，其他人行踪他们并没有掌握。只要我严守口风，崔不会暴露的，妻子没有什么对付公安的经验，就难说了。看来他们已经摸透了我的底细，要逃脱严密的追捕罗网，几乎不可能。我索性坐在水泥地上，咬紧牙关，不吭声。 （二）抄家，疲劳审讯 我被拽到邮电局二楼办公室，便衣头头让人指认是我办理信箱手续的。一个男子盯住我端详了半天，说时间久了，他记不清楚体貌特征。便衣让对方翻找我租信箱的收款收据。果然找见了，上面留着我用化名的签字。拿了收据，几个便衣拥着我下楼，推进刚被叫来的白色警车。雨又下了起来。我弯腰半跪在后座，四周坐着便衣。手臂完全麻木，失去知觉。血染红了后背。那个穿白衬衣的便衣发现了，告诉头头。头答，马上到局里了。警车鸣着警笛，穿行在灯光斑斓的大街。窗外是陌生的街景。我被带到海口市公安局内保处办公室，50开外的李科长亲自审问。背铐打开。审问进行当中，被搜去的call机响了。他们警告我，对方问起在哪里，就说跟朋友在一起，其他不要乱讲。是妻子的电话。问我在干吗，要我在她下晚班后去接她。话还没有讲完，旁边的警察摁断电话。他们例行问过我的家庭、学校和工作经历，仔细盘问我跟哪些六四分子保持来往，怎么了解海南黑社会的。我回答自己一个人写作，没有其他人参与，全部资料来源于海内外媒体的公开报道，以及自己和同学的血与火的经历。审问了一个小时，他们急着找到其他人的线索，拿到书稿。5个警察带我去抄家。我被重新戴上手铐。这次用前铐。两只手腕浮肿，皮肉磨破了，手铐嵌进肉里，仍然钻心的疼，但要比背铐好受许多。我唯一担心的是崔青海暴露。警方很可能依据我从海外媒体获得的大陆没有公开的六四内情，捏造借口给我定罪。我想妻子不会受到牵连的，她什么也没有参与，大不了是知情不报。如果见到妻子，暗示她不要提起崔青海，那我就放心多了。我担心警察单独审问妻子，她没有经验，会全部交代出来。警车来到海淀岛，我有意拖延时间，借口刚搬来，不熟悉周围的环境。我指挥着警车在楼群的小巷子转来转去。都没有吃晚饭，警察买来饼干和矿泉水，在车上草草填饱肚子。我想妻子下班不见我接她，她会打call机，我没有回音，她会预感到我出事了。如果见不到她，这也是一个警报办法。估计时间差不多了，我指点来到楼下。警察用衣服遮盖住手铐，我没有闹明白他们的意图。警察跟房东老头子说明身份，一起上了六楼。房东老头疑惑地望着我，什么都没有说。李科长跟他用海南话说什么，我一句都听不懂。警察分头在几个房间搜查，很快发现了行李箱里的书稿。信件、照片、相机、采访本、通信录、现金，刊登六四和黑社会的书报，全被当作证据摆在茶几上。他们逐件翻看起来。警察问我，妻子几点下班。他们似乎不很关注她，我暗暗松口气。搜取的物品登记后，警察让房东在登记册上签字。他们点完现金，问我数额后，又告诉房东，然后放回原来的地方。我提出给妻子留张纸条，他们同意了。我写道： 亚男：我在市公安局政保处，警察正在调查取证，我一个人还好。以后没有人照顾你，你要保护好自己。去找韩超或者办事处的朋友，他们会帮助你的，最好找一个律师。家里拿走的物品，房东知道。暂时不要告诉家人。刘水 即日 李科长看过后，嘟哝了一句，说：“写上，让你老婆明天上午来局里。这些是什么人？”我说：“现在可以电话告诉她，这是甘肃省办事处的老乡。”科长瞪我一眼：“不行，你们不能通话。你是省里督办的大人物，把这些人划掉，重写。”我在纸条末尾补充写上：“我一个人关在局里，明天上午可来政保处找。”又在人名处抹了几笔。“让你重写没有听见吗？要么不要留了。”“没有纸写了。”旁边一个警察说：“对你很客气了。”他拿过笔重重地涂抹掉人名。 换过血衣，鞋子，我又被带回局里，继续接受审讯。我留的纸条，写明我一个人，就是暗示妻子，其他人是安全的。但愿她能明白我的意图。直到两年以后，我才知道，她读懂了我的意思。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她当天晚上回家，还准备跟我算帐，怪我没有去接她。房东告诉她我被抓的消息，她吓傻了，不知道怎么办。竟半夜跑到海口市公安局找我。6月9日，她再次去公安局“自投罗网”，当即被关进了拘留所。15天里，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当夜，我被强制接受车轮突审，6月9日凌晨，我头脑异常清醒，三个警察护送我走进海口市公安局秀英收审所。 （3）见面礼 （3）见面礼 当走进监狱的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多么热爱自由。 天色还没有完全放亮。在车上，警察拿出一张《海口市公安局收审决定书》，让我签名。我借着灯光扫了一眼，上面填写好了姓名、年龄、籍贯、住所等个人情况，下面有一行文字“现决定羁押收审。”盖着大红公章：海口市公安局。日期：1994年6月8日。一个年轻警察递过钢笔。我握着笔没有签名。 “以什么罪名关押我？” “我们还要调查，把你送进去，让你好好想想。” “这是我一个人做的，跟我妻子没有关系。” “我们要调查你妻子，这还要你说？” 警车沿滨海大道往秀英区驶去。我扬起戴着手铐的双手，示意打开签名。对方说，等会儿，马上到了。又拿回了钢笔。车子穿过凌乱、稀疏的郊区农民房，驶近一座灰色的庞大建筑，高墙上拉着电网，探照灯还亮着。一道大铁门挡在前面，一个荷枪武警伸手示意停车。 “市局的，送犯人。” 铁栅门打开，车子驶入一个空荡荡的院落。一长排连体房子中间有一道大铁门，旁边挂着木牌：海口市公安局秀英收审所。我原以为会被送去看守所。虽然搞不明白收容所的性质，心里还是暗暗松了口气。1989年在兰州华林坪看守所，被关押了两个月。看守所的黑暗、严酷，至今铭记在心。登记，签名完毕，三个警察簇拥着我穿过一道小铁门，进入一个很大的院子，这才是真正的监区。一排水泥房子正对着刚进来的大门，遮住了院子里的其他建筑。大门内侧两旁平房，依次挂着“第一审讯室”、“第二审讯室”……小木牌。径直被带进一个大房间。看设施布置，这是收审所办公室。送我来的警察跟一个男子打招呼，寒暄，他们彼此很熟悉。铐子打开，一张表格推在我面前，连同决定书，我唰唰签名完毕。搜身，张开两臂。半包“阿思玛”香烟，打火机，被掏出来。我说，这个留下吧。送我来的警察说：给你留下，你是二进宫了，知道该怎么做。我乘机点燃一只香烟。打火机让拿走了。值班警察用手捏了捏烟盒，又塞进我的衬衣口袋。我留下香烟有特殊用途。坐牢，是戒烟的大好机会。我的腰带、皮鞋全被没收，丢在房间角落里。那里层层叠叠有几百双各种款式、质地的鞋子。搜家时，我特意换了一双旧皮鞋。我明白这次落到警察手里会被重判的。

    “把他送到人少好点的仓，这是个政治犯。你给监霸说下，不要乱来，不能出任何差错。” “那就送到7号监仓吧，我给他们说说，放心好了。” 同行的警察说：“好好待着，不要惹事，我们会来看你的。” 我赤脚走在前面，狱警拿一大串钥匙跟在后面。绕过办公室，这才看清楚，偌大的院落象一个大花园。院子中间有一座喷泉。草坪、冬青、松树修剪得非常漂亮。大院里安静无声。南北东方向，分别排列着一长溜监仓，跟西边的狱警办公室，构成一个“口”型。谁能想到，这个静悄悄的花园监狱有30个监仓，关押了1000多名男女犯人。正是早餐过后，监仓的第一道钢板门全部打开。第二道门，是用螺纹钢焊接而成的栅栏，非常密实。看见有人出现在大院里，监仓里突然发出叫喊声： “有烟吗？” “什么案子？” “呕呕，哥哥你大胆地往前走。” 多熟悉的声音，连味道都那么熟悉。久违了，4年了。 铁栏杆缝隙，满满地塞着无数个手指头，摇动，象要抓住我一样。缝隙太窄小，连手掌都穿不过。我看不见他们的面目，招招手。武警站在二层监道大声呵斥起来。 来到北侧7号监仓门口，狱警叫喊：“蹲下，都蹲下！”。边喊边用钥匙拍击钢板门。“哐啷”，栅栏门上打开一个30公分宽的小铁门。 “妈的，再乱叫，看我关你们禁闭！” 狱警探进半个身子，“阿伟，听着，不要动他，给找个门口位置，出事我找你！”说着摸出几包“宝岛”香烟塞进去。 我侧身跨进监仓，“哐啷”小铁门又被重重地锁上了。我放眼望过去，密密麻麻的光头，都光着白白的身子。每个人都穿着内裤，花花绿绿的。赤脚。掏出香烟，散发给门口几个大汉，套套近乎。我知道监仓是禁止吸烟的，香烟在监仓很金贵，有钱也买不到。除非让临时工狱警、外劳犯人偷偷摸摸带进来，他们也怕被巡查的武警发现。这就是我留下香烟的用意。几个马仔模样的小年轻，围着我要搜身，有人用海南话喊“扒罗敌”（打死你），被唤做阿伟的人喝住了，看上去他很斯文。问案情是例行的。听过之后，围在旁边的几个人，看模样就是牢头狱霸，都满口称赞起来，原来是个“作家”。监仓有自己的规矩，凡是“暂子”犯人，都有掏心拳做见面礼，顺顺毛，镇住你，意思要你以后在监仓听牢头摆布。稍有反抗，用毛毯裹住全身，几十个人全围上来暴打，让你喊不出声，看不清谁打的，也不容易留下外伤。又听说我的眼镜有600度，都拿过去戴着玩。他们很好奇，政治犯怎么会跟他们关在一起。旁边有人说起从课本上学来的“政治犯”方志敏、红岩里的江姐。他们那里明白，警察特别交代要“优待”，那是特意说给我听的。中共监狱的有效管理手段就是：犯人管犯人。警察不会对我动手，只要我不配合后期的审讯，他们可以随时教唆犯人打你。这就是把我关在大仓里的真实意图，用心非常恶毒。后来的9个月果然得到验证。 中共极权下的异见者，有人出狱后，声称享受的是“高干待遇”，以此卖弄吹嘘，自抬身价。传递这样不客观的信息，让外界误以为中共的监狱很文明，很人道，确有误导公众之嫌。作为信仰民主自由的人，自言受到独裁专制政权的优待，掩饰政府对政治犯的恶劣待遇，这是很不负责，很不道德的，玷污了公正和自由，这是对自己追求的自由信仰莫大的反讽。我实在闹不明白，这些人刻意给政府美容的意图何在？ 见面礼是免掉了，监仓也要建立自己的等级制度，才不管什么政治犯。我被发配到最里面的厕所附近，要我背诵油漆在墙壁上的狱规：“五要十不准”，明天要检查。这个狱规看来全国的监狱通行的，那个监狱都可以看到。7号监仓由一名40多岁的谢干事分管，海口本地人，转业军人，原先是部队的炮兵。监仓面积38平米，关押犯人基本维持在40人左右。这都是我几个月以后陆续听说的。我赶上了严打期，7号监仓圈了45人，每个人在不足1平米的范围内吃喝拉撒，晚上抱着膝盖坐着睡觉。几个牢头霸占着最好的位置，挨着仓门，透风，能看见外面的大院，一个人占几个人的位置，中午还能享受几个小时阳光。阳光透过铁栅栏，在水泥地板上洒下尺方的光线。古人说：寸金难买寸光阴。在这里关押9个月，我深切体会到：“寸金能买寸光阴”。后文将要写到。 进门是一条直通厕所的过道，宽约1米；右侧是水泥大炕，半米高，10多米长，尽头挡着20公分高的水泥栏杆，水泥炕上方墙壁，有一道20公分宽的长水泥台子，用来摆放碗勺、刷牙杯；栏杆下面就是毫无遮掩的“露天”厕所。一座蹲式便池。便池弧形位置通出一截粗水管，白天12小时供水，冲洗大小便，洗塑料饭盆、勺子，洗衣服，洗澡，刷牙洗脸，全靠它。还有一个特殊用途：大便后用来洗屁股；监仓屋顶很高，约5米；后墙壁上方开个半平米大小的铁栅窗户；铁门右上方3米处，有一个1米见方的铁栅监视窗，这扇窗户外面就是连通南北东三栋监舍的巡逻监道；一台21寸彩色电视机，用三角铁固定在前墙壁上，每天固定放3个小时节目，从新闻联播开始，电视机电源由狱警统一掌握；电视机上方是一个小木头盒子广播；监视窗下侧一盏100瓦电灯，24小时昼夜开着；过道墙壁上，固定着一条钢筋，挂毛巾，晾衣服；整个监仓地板，黑污污的油光发亮；除了厕所墙壁，其他三面墙壁靠近地面的地方，犯人年长日久靠坐，被肉体磨出一个个黄色斑迹的人形。 监狱的丑陋黑暗，非得亲身体验才能明白，它是大染缸，也是炉膛，确实能够锻造意志。百炼成钢。在中国现体制下，真正的持不同政见者，是在监狱里成长起来的。对宝贵自由的彻骨体味，没有比监狱更合适的地方了。在监狱，你才能消除源自内心的恐惧，从而战胜人性的卑微和弱点。书斋里，不可能诞生真正的自由信仰者，他们思想游移，妥协没有底线，缺失的恰恰是最可贵的骨气和胆识。 完全没有料到，在这个尺方的笼子里，我整整羁押了9个月。按侦办我这件重案的警察说辞，因为我不老实交代。他们以此来惩罚我。 （4）形形色色的犯人 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犯罪嫌疑人未经法庭审判，都是合法公民，但是，中国的司法实践都是有罪推定，也就是说，公安机关认定你有罪，那么你就是“罪犯”，而不是等法庭给你定罪，你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犯。这跟西方司法的无罪推定，是完全相反的。二者的不同，反映出人权受到尊重与否。海口市公安局秀英收审所（前面错写为收容所），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利。收审所的管制设施、手法和惩治手段，跟真正的监狱没有任何区别，并且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都被严重超期羁押，强迫成为犯人。零星的幸运者，关押数月后无罪释放，公安机关的过失行为，得不到任何处罚，嫌疑人更不会得到任何国家赔偿。 基于如上事实，也为行文方便，我将这些强迫成为“罪犯”的人统称为犯人。6月的海南岛，天气炎热异常，40多个犯人被圈在狭小的监仓，跟牲畜一样，得不到最基本的人道待遇。重刑犯和小偷小摸混合羁押在一起，形形色色的杀人犯，毒枭，强奸犯，抢劫犯，盗窃犯，诈骗犯，都是正在调查审讯的未决犯。有的人已经羁押了2、3年，也没有结果。因此，犯人情绪非常暴躁，为小事殴斗，成为发泄郁闷的最好方式，也是其他人的娱乐节目。两个人单挑，其他人会空出大炕，坐在旁边看热闹。四川人和海南人居多，为争夺铺位，饭食，开水，常常发生群体殴斗。这时，专门有人趴在门口望风，通报武警和值班警察动向。铁栅门下方有一个20×10公分的孔洞，打饭口，所有犯人亲属送来的用品，也都通过这个洞口传递。监仓没有固定的放风时间，要由管仓干事的心情来定。最长记录，3个月没有打开仓门，犯人凑了600元给值班警察，这才排队蹲在草坪上暴晒了10分钟，过后皮肤严重过敏。前文写到的“寸金能买寸光阴”，就是这个意思。 犯人在监仓的地位高低，是从门口到厕所依次排列的，号长、牢霸、有钱的、弱小新来的。我第一天被安排在靠近厕所的位置。有个湖南衡阳籍犯人，是弱小犯人的主心骨。据说，因经济纠纷，双方发生打斗，他用刀捅死了同乡。正当防卫，还是过失杀人，警方一直没有直接证据。杀人犯在常人眼里，都是凶狠之徒，没有人敢惹，牢头也让三分。我羁押3个月时，检察院下发逮捕令，他被转往看守所。因为不知道案子结果，羁押没有期限，在收审所是最难熬的。有人靠在墙壁上，整天独自念念叨叨，精神崩溃。辽宁阜新毒枭张某，据说运输贩卖毒品达几百克，同伙跑掉，他只承认是别人存的物品，不知道是毒品，警方无法认定，因此他被羁押好多年了。张某的情人，关押在斜对的20号女仓。有时他们会扒在各自的仓门上对歌，或在傍晚，用私藏的打火机打火对暗号，寄托思念。因为不知道怎么判决，他精神紧张到晚上不能入睡，就拉其他人通宵下象棋，白天睡觉。他内心极度恐惧，以至于不敢独自面对死寂的时间。按刑法规定，贩毒50克以上，就要打靶。来年我在劳教所干部值班室，偶然看见一张《海南日报》，张某跟情人双双判死刑遭枪决。号长范伟是湖北荆州人，清华大学毕业，涉嫌经济诈骗，已经羁押了3年。人变得跟电影《追捕》中的横路敬二一样，穿一件细格睡衣，目光呆滞，身子佝偻。全监仓唯一一本书《英语900句》，是他保留的。书页已经发黄，用报纸包着封皮，不知道是谁留下的。跟他熟悉以后，我把这本书据为己有，每天背单词打发煎熬的日子。我转到劳教所时，这本书继续留在7号监仓。这本枯燥的书籍，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牢狱生活中，不知救赎了多少心如死灰的魂灵。后来听说范伟被无罪释放。 铁打的牢房，流水的犯人。几乎每天都有犯人提审，进进出出很频繁。能被提审，那是幸运，说明公安还在记挂着你，或逮捕、或劳教、或释放，就有希望尽早走出收审所这个地狱。犯人几个月，甚至几年无限期羁押，监仓生存环境恶劣，营养严重不良，精神、身体非垮掉不可。有个外号“强奸犯”的湖南小伙子。据说，老板欠薪，跟老板娘论理，诬告他强暴，抓进来1年，从来没有提审过，只迈出过两次仓门。他皮包骨头，肌肉萎缩，整天躺在水泥地板上。上厕所就扶墙挪过去。别人喊他“强奸犯”，他必辩解，灵牙利齿。他下得一手好象棋，人很聪明，自辩材料写了一厚沓。最早，管仓干警还帮他转交，久了也懒得理了。只是他无亲无故，又犯个“花案”，成为犯人的出气包。后来他奄奄一息，被抬出监仓，不知道送到哪里去了。在监狱，如果外面没有亲友催案子，给他送钱送物，这人就很难在监仓树立“威信”，建立自己的地位。有钱的犯人，无论如何日子要好过许多，不会受欺负不说，还可以养马仔，替自己打理日常生活。唯一例外的是那些有特长和有文化的犯人。绝大多数犯人是小学、初中水平，高中生寥寥无几，大学生更是凤毛麟角。有文化的犯人，特别是有一技之长的犯人，因狱政管理需求，利用价值高，往往都被另眼相待，从事轻松的工作，自由度较大。（5）取证 6月11日，李科长带着两个警员果然来“看望”我。我正靠在墙上闭目养神，听见值班干警打开小门喊：“刘水，提审。”。旁边的蒋建忠把他的拖鞋借给我穿。他江苏镇江籍，早我几日抓进来。他跟公司几个哥们，酒喝高了，砸了一家发廊。车已经发动了，被闻讯赶来的警察堵个正着。定的罪名是“伤害罪”。他后来劳教两年，早我几个月送到海南省劳教所。这是后话。 关在监仓20多个小时，猛然站在阳光下，非常眩目。走路硌脚，这才想起来袜子里还塞着两张百元钞票。8日被抓时，其他随身物品都没收了，现金被警察又塞进我的衬衫口袋，抄家换衣服时，我顺手插进了袜筒。我被径直带出第二道大门，三个专案警察等在门口。“感觉怎么样，刘水？”“还好，能见到你们。”带上手铐，我被推上警车。出了收审所大门，他们主动问起监仓怎么样，我如实相告：48小时没有睡眠、吃饭了，待在厕所旁边。听说我几天没有吃饭，警察说你要绝食啊。警车停在路边，他们要去买食品。我示意袜筒里有钱，他们笑着掏出一张，下车买来两罐八宝粥，一挂香蕉，一条“宝岛”香烟。铐子打开，确实很饿了，我全部吃完粥和香蕉。暂时没打算绝食。我不知道车子开到哪里去。他们告诉我，私人物品已经全部交给妻子亚男了。我试探问，亚男怎么样了，让她现在给我送衣服、日用品。李科长马上严厉地回答，不行。我被蒙在鼓里，丝毫没有料想到警方会抓捕她。其实，妻子关押在拘留所已经两天，他们有意隐瞒着我。他们问答的口气里，我感觉同道崔青海仍然安全。警车驶近城关区的一个工厂区，我刹时明白怎么回事了。在这的一家印刷厂，我委托印刷了一批专用信封，准备用来发行《六四大写真》、《海南黑社会纪实》两本书。前几天审讯，我把具体地址忘记了，今天带我来指认。我仍然一口咬定忘记了，其实不管是哪个厂家我都不愿牵连。我指给警察：就在这一片。警车掉头开去图书馆。在国外报刊阅览室，警察要求工作人员查阅读者登记册。一位中年女工作人员回答：读者登记册只保留一个月。警察翻阅香港、新加坡、台湾的报刊，以证实我编著的两本书的资料来源都是有依据的。返回收审所，在一间审讯室做完调查笔录，我被要求签上“以上记录跟我说的一样。刘水”，然后用印泥按上右大拇指指印。审讯人一栏签着：陈晓琨、马凯。 李科长说，他们两个也是大学毕业的，警察大学。我明白他在暗示我老实交代，不要侥幸抱反侦察、反审讯心理。后来的9个月不断接受审讯，我闹明白，陈晓琨和马凯毕业于中国警官大学。他们的态度一直比较温和，我能感觉到他们内心的好奇，只是限于职务关系，和在领导面前，他们不好意思向我打问太多。进入1990年代，中国司法系统，包括羁押罪犯的监狱、劳改场、劳教所，以及看守所、收审所，始有大学生分配进入，但是大多数并非监狱管理、劳教管理、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专业的。他们之所以愿意整天跟犯人打交道，主要原因在于：这些职业稳定，收入不菲，灰色收入可观，而且监狱几乎都“企业化”，犯人是天然的免费劳动力，创造大量赢利，而这些收入从来不会纳税的，都用来发福利和奖金。这些进入监狱系统的大学毕业生，跟几十年一贯制的管教人员99%来自转业军人相比，前者有同情心，管理手段相对文明；后者态度粗恶，甚至暴虐，少有拿犯人当人的。 专案警察又向值班警察提出，改变我在监仓的恶劣生存环境。值班警察送我回监仓，要求阿伟将我的铺位安排在靠近门的位置。我说不用了。我要靠自己的“监狱智慧”做老大。在监狱没有什么道义好讲的。适者生存，细致到具体的吃喝拉撒，否则就是“强奸犯”的下场。死在里面，找个借口推脱太容易了。每个犯人的生存欲望都非常强烈，为了捍卫生存权利而不择手段。在每一座监狱，囚粮不足以果腹，高强度的劳动，人性被扭曲，都显出动物的兽性。饥饿、疾病、酷劳、羞辱、没有人格尊严。除非死了人，家属有可能了解冰山一角，外人不可能了解内情。 看守所、收审所、监狱、劳改场、劳教所，都是封闭的黑屋，跟司法系统一样，自己既是侦办方，也是公诉方，更是裁判方，都是一家人，社会和公众不被授予权力来监督和调查。犯人跟外界联系是断裂的，进出信件都要拆封检查，犯人接见旁边有警察看守，收音机、电视机被严格禁止，报刊没有。犯人没有任何隐私可言，非常透明。外界，包括媒体了解的，都是经过改造场所严格筛选的美化的信息，这些透给外界的信息都是不真实的。这些黑幕，犯人出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报喜不报忧”，一般都不愿向亲友说明，他们知道说了也白说。中国没有一本全面真实的监狱小说、监狱电影，而监狱文化是考察司法黑暗与公正，野蛮与文明的载体之一，也是犯人是否享受人道待遇的明证。不同政见者牢狱亲历著作，在海外有出版发行，但在中国大陆被严禁出版。执政者的胸襟和人道立场，由此可见一斑。即使已被中共定性错误的“文革”，遭受严酷关押的知名知识者的回忆录《牛棚杂记》、《干校六记》，也仅记录关押经过，而对执政党的暴虐缺少讨伐和清算。 取证返回半道上，我让警察代买了许多食品，香烟，但在二道大门，全被值班警察没收，只有藏在裤裆的两包香烟，侥幸逃过黑手。 以第一次坐牢的经验，体内储存的营养，我最多可以支撑一个礼拜，脂肪消耗差不多的时候，胃容马上萎缩，紧跟着就是强烈饥饿的折磨。入狱头15天是最难熬的，以后就会逐渐适应，人也就变得形销骨立。 （待续）(小说《监狱手记》（1-5）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