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的精英就重视这个“民”字，叫做“以民为本”，在传统社会，这个事情比较好办，汉文帝就解决了：一不与民争利，二以农业为本。但到了近代，中国要工业化，要现代化，落实这个“民本”就难上加难了。不能说近代精英不再重视“民”了，也不能说他们没有把这个“民”放在心上。从到梁启超提倡“新民说”，到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到毛泽东搞人民战争，后来又搞了无数群众运动，直至今天，胡锦涛不是还在说“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吗？

   这一百多年过去了，精英玩这个“民”字，可谓花样百出，假的固然真不了，然而奇怪的是，真的也似乎真不了。而且，凡能在这个“民”字上搞出点名堂来的，都能成功，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均无例外。自由派知识分子今天说，民主就解决了。但民主是万能的吗？老百姓可能会想：这东西将来到了政客的手里，会不会又是玩民的一计呢？

   我觉得，这个“民”的问题一百多年都搞不定，是因为精英自己不够“精”，都去玩假“民”了，明明不是痞子也要装痞子，明明不是平民也要装平民，这就叫不务正业。难道不是吗？中国的精英在为“生民立命”之前，先要把“精英立命”这一关过去再说，同样，精英在为民请命之前，先应该为自己请命，起码要有当年康有为“公车上书”的气象。我这个“精英”的意思是泛指，毫无贬义，大家必须承认，凡胸有点墨的，难免自命不凡，凡饱学之士，自然放眼天下，唯一的问题是，中国的精英缺乏了一点自信，对自己的“精”的质量不自信，于是就要“民”的数量来垫底。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我主张，精英应先自立再立人，先自达再达人。如果说今天的中国精英连这个都做不到，还要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来“为精请命”，或者打着“维民之权”的幌子来“维精之权”，是不是有点太悲哀了呢？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精英都是搞“曲线救英”的，但问题是，如果中国的精英连自己还没有解放，还是在奴才的地位上，那怎么可能解放大众呢？在我看来，中国的民主搞不定，恰恰是因为中国的精英的“自主”还没有搞定，还有点六神无主。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话要反过来说，精英只有解放了自己以后，才能解放大众，而且还要加一句：中国的精英自由了，中国的平民才有出头的日子。社会的差序结构是客观现实，而且古今中外，无一例外，故这个解放的次序也不能颠倒，说起来，这是精英之“恶”，但却是必要之“恶”，除非你要再搞一次暴力革命，一切推倒了重来，或者说，一切推倒了你来，但你来了又怎么样呢？到头来不还是这个差序结构吗？不管你是残民以逞，还是玩民以逞，都不必了。

   再往远一点说，中华文明之没有底气，主要是因为精英没有底气了；中华文明之衰落，主要是因为精英整体的衰落。看起来，从清朝的遗老遗少的被洋枪洋炮打趴下那一刻起，这口气就一直没有缓过来，余英时先生说是“知识分子不断边缘化、痞化”，这是客气的说法，其实是中国精英一代不如一代的退化，叫做“黄鼠狼下耗子”。我们都是耗子，只不过有的钻出地面了，大多数钻不出地面，其实差别不大嘛。

   怎么办呢？我看只有一个办法：耗子要慢慢存养老虎的脾气，叫做顺应中国的大气层。流氓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平民说：我平庸我快乐；共产党说：我是共党我怕谁？有鉴于此，为什么耗子不可以说“我是耗子我怕谁”呢？跟进就是了嘛。在我看来，刘荻女士（不锈钢老鼠）是我们现代中国的第一精英。什么意思呢？我说我想说的话，用不着假“民”假式的，我说十句话，不求有一句正确，但求这十句都是我自己的话，而且最好是其他人没有脑子想到、没有胆量说出来的话。我是博客我怕谁？我想，如果心有点墨的人、饱学诗书的人，若都能做到这一条，向刘荻女士学习，中国的精英就有希望了，中国的民主就有希望了，中华文明就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