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一日中共七十八周年纪念日前後，中国国内除一些官式的庆祝集会、宣传活动以及领导人千篇一律的讲话，没有任何其他的声音，尤其听不到对中共历史的反思与未来出路的讨论声音。中共高层缺乏自我创新改革的活力，予人老态龙钟的印象，由此可见一斑。然而，无论从国际环境的变迁还是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审视，中共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如同侏罗纪末期的恐龙，一方面中共仍占据着中国政经社会生活的大部分空间，但大环境在发生巨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变化的速率还在不断增加），而另一方面中共内部日趋僵化，缺乏因应变化的机制与新思维。两者相加且交互作用正是中国体制种种病患的总病根，若不做根本改变，将足以在未来五至十年内陷中华民族於政经秩序崩溃之边缘，更不必言实现振兴中华的目标了。有鉴於此，尽快实现这个有六千万党员的政党的再造与转型，就成为中华民族现阶段具有高度紧迫感的历史任务。
   
    一、背景与条件
   
   从全世界范围看，共产主义运动在本世纪的兴起与衰亡，当然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概括讲，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共产党的兴起依靠两大动力源。其一是对西方列强殖民主义政策的反作用力，表现为弱势民族国家的救亡运动。其二是对工业化启动过程中急剧的社会分化的反作用力，表现为弱势族群、阶层、阶级的自救运动。要救亡要自救的道理很简单，是因为活不下去了，所以要通过共产主义的政治运动以及特殊的组织形式来解决生存权的问题。但这些作用力消解之日，也就是它的反作用力消解之时。这就是为什么当西方殖民主义政策瓦解，新兴民族国家内部矛盾因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逐渐缓解的时候，共产主义运动就失去了内存的动力，而共产党组织也就逐渐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

   
   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是共产主义全球运动兴起的一部分，它的颓势当然也是後者全球范围内衰亡的具体写照。纵观中国近代史，有四大主题一直相互连贯、激荡，并构成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主旋律：（１）民族的独立与平等权利；（２）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现代化；（３）政治民主以及公民权利的保障；（４）广义上中国文化的复兴以及对人类文明走向的引导。可以说，这四大主题也就是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所在，是任何政治集团与内外利益所不能阻挡的历史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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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作为一独特的政治力量，兴起於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时刻，在几十年夺取政权的奋斗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意识形态、组织手段与资源动员之能力，从而成功地达成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自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的事情并不是就此了结，中共在其他三项历史任务面前（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及文化复兴），就显得难以胜任了。而这些力不从心远远超出中共所常讲的路线政策问题或领袖失误，而是导源於其整体上的历史局限性，如同让一个京剧团短时间内上演一台歌剧，其唱腔做派完全不能适应新的要求。但体制总有其固有的惯性，中共从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权後到改革开放前这三十年，基本上就是在这种惯性的驱导下，用阶级斗争、反帝反殖的体制搞建设，硬是用京剧的办法来演出歌剧，结果在错误的时间演了一场错误的历史悲剧。
   
   所以，中共的现代化的再造与转型是顺应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势，完成上述四大历史主题的逻辑延伸。这个大的前提与条件应该说是中共再造转型的主力推手。从九十年代初期，中共就说改革开放已步入了艰苦的攻坚阶段，但这些年攻来攻去，体制的问题反而越来越多、越集越重，一如钟馗在追着自己的影子捉鬼。现在应该是中共把改革开放的火力对准自己的时候了，因为只有实现中共的再造转型，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步入更高的境界。
   
   二、目标与策略
   
   中共完成自身再造转型的目标应该有较广阔的视野，在邓小平曾经讲过三个“有利於”（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发展生产力，综合国力的提升）之上，应该加上第四个“有利於”，即有利於国民综合素质（包括参政能力、民主素质）的提高。所谓再造转型就是要消除妨碍以上四个方面提高的制度障碍，用中共自己的话就是改造落後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具体说，它应从根本上解决中共御国体制中三大问题：党权过分集中所导致的腐败与僵化，党政不分所导致的政府低效能与管理混乱，以及过时的意识形态所导致的政治虚伪化与创新能力被窒息。为此，中共应长远布局，从以下三个方面全面启动其再造转型的工程。
   
   首先，应该尽快完成从“思想封闭”到“思想开放”的转变。所谓思想封闭就是迷信教条、迷信经典、迷信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共产党的党工以及职能部门的僵化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咎於这三个迷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自可最大限度地发掘六千一百万党员的智慧资源，鼓励新思维，带动思潮，增进活力，为党的再造转型营造宽松的气氛。一个思想真正开放的党应该做到思想无禁区，讨论无禁忌。一个思想真正开放的党应该敢於而且善於同各种不同的理论、思潮进行对话交流，并从中汲取营养。党的理论工作不是搞思想控制或灌输，而应着重探讨“求变”，即如何应对新时期、新环境、新格局挑战的诸项理论问题。
   
   第二，应该尽快完成从“封闭型”组织架构到达“开放型”组织架构的过渡。所谓封闭型是指组织过程过於集中集权，缺乏透明度以及对外的排他性。严格说，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架构是一种战争动员体制，适合共产党以地下党的秘密方式聚集资源以及武力夺取政权的需要。在冷战时期，这种“先锋队”式的组织架构可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全社会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并有效地排拒外力的影响。但在今天的形势下，这一套组织方式显然不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相反，它是僵化低效、腐败异化、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温床。所以，实现党组织的开放型过渡，其一是落实党内民主，扩大党内选举，强化由下而上的决策程序；其二是党内允许公开、公平、合理的派别竞争；其三是党务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向全社会公开；其四是降低入党门槛，采用一般民主政党通行的党员登记制。
   
   第三中共应该从“以党治国”的体制逐渐向“议会治国”的体制转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应该体现在各级人大的立法活动中，即依法实现其政治意志与主张。中共可依照相关法律程序向人大推荐各级政务官人选，但须尊重人大的咨询、审核、任免行政官员的权力。同时，应撤销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以及公检法机关内所设立的党组。其实，撤销这些党组是中共十三大的决议，但直至现在仍然没有贯彻执行。中共只有走“议会治国”的路子，才能真正落实其“依法治国”的主张。当然，这也是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种种弊病的根本措施。
   
   依照现代政治学的观点，政党只是社会阶层、集团利益的政治中介组织，它不是国家机关或官方组织，故不应将中共组织等同或凌驾驶於国家机之上。“思想开放”与“组织开放”是中共再造转型所必备的思想组织准备，再造转型的关键是“议会治国”。议会治国的本质就是政党通过民选而上台执政，这是和平时期政党获得执政地位及权利合法性的唯一途径。因为，仅仅宣称一个党理所然地代表人民，显然是不够的，而且缺乏法理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冷战後凡能重新取得执政地位的，无一不是通过议会政治与民选的道路而达成的。完成上述的政党再造转型工程，应该说是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按中共的说法就是现阶段改革、稳定与发展各方面矛盾的主要矛盾之所在。它也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北京之春》99年8月号(总第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