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发生的球迷闹事事件，演变成中日外交事件，让人哭笑不得。其实在其他国家，球迷闹事，时常发生。在欧洲，经常有个别球迷失控，大打出手，酿成人员伤亡的悲剧。但这些都是刑事案件，谁也不会做政治层面的联想。但在中国，芝麻绿豆大的事情都是政治事件，整个社会，上到中央领导人，下到平民百姓，都好像多长了一个脑袋，任何事都要想一想政治影响，评估一下政治意义。中国就是这麽一个体制。
   
   所以不能怪别人小题大做，也不能说这是双重标准，这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叫做“政治狂想症”。爲什麽说是“狂想”？因爲就这麽奇怪：原本该讲政治的地方，往往不讲政治，比如，下岗工人的问题，上访的问题，应该寻求政治解决，但领导人往往希望给点钱了事，也就是政治问题经济解决。但是，在不该讲政治的地方，政治却无所不在。体育是体育，但却附加了与国家、民族有关的政治意义，叫做“体育”民族主义。毛泽东讲“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很无聊，现在有人有意无意地搞“政治意义第一，比赛第二”，就更无聊了。
   
   这种泛政治文化泛到哪里，哪里就出问题。球迷闹事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泛政治化倾向应该引起人们的警醒。没有一个国家的球迷会这样直接地把一个国家的体育象征与政治象征做如此紧密的联想，这简直不可思议，只有身在中国，才能理解这其中的意义。在社会学上，球迷闹事被称作集群行爲，大多数集群行爲没有任何意义，比如飞机上的旅客，电影院里的观衆等，但这次球迷闹事是有意义的，因爲它具有集群表意的功能。也就是说，球迷们在宣泄一种情绪，表达一种社会心理，而在别处无法宣泄，无法表达。

   
   这个情绪是一种民族主义，叫做不讲理，这种社会心理是一种被压抑的心理，叫做小家子气。每一个民族都有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不一样。起码从这个事件来看，那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宣泄是低素质的，输不起嘛。爲什麽输不起？无非是一种自卑心理的反射。在我看来，盲目的民族主义教育、一味的爱国主义宣传，搞过了头，就是夜郎自大，加上阿Ｑ精神，这是一种不讲理的民族主义情绪。好的民族主义要靠资讯的自由，要通过争论与辩论，靠在不同意见的辩论中达到共同的民族意识，这样的民族尊严包括尊重别人，尊重不同意见的宽容心态。有了自由辩论，才能有讲道理的可能，有了表达情绪的不同渠道，才能消除那种压抑的心理，达到心态平和。
   
   中国的问题是，只有一种意见是正确的，只有一种说法是被允许的，而且都由政府来包办。事实上，政府什麽都管，全国上下，什麽都管得像铁筒一般，口径一致，民间没有独立立场。这不是很奇怪吗？凡是政治都有左、中、右，即使是大合唱，也应该有个高音部、低音部的分别。中国的政治恰恰连这个分别也没有，所有的人都被要求唱一个调门，叫做与中央保持一致。要是都能一致，还要政治做什麽？政治原本就是因爲人们有不一致，才要通过某种政治过程来协调解决。
   
   这样一来，所有的事件都是与政府有关的，不是直接相关，就是间接相关，所以，球迷闹事，在旁观者看来，不是政府直接导演的，就是政府间接纵容的。日本人提抗议，媒体上搞得沸沸扬扬，一点不奇怪。2008年，中国将在北京举办奥运会，这样观衆的素质不敢让人对奥运会的圆满成功乐观，这样的政府也的确不敢让人对这样的观衆素质乐观，而这样的体制又不敢让人对这样的政府乐观。外交部发言人希望把这个事件归结爲警力不足的问题，但这显然不是警力多少的问题，这是公民基本素质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层面的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
   (8/13/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