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经济矛盾，而且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利益冲突，但这些问题并不一定都具有爆炸性。但是，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利益矛盾具有爆炸性，而贫富差距则正在变成不可跨越的鸿沟。为什么？在我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社会缺乏政治调节的有效机制，没有缓解利益矛盾的政治程序。当然，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需要政治改革的深层次原因。比如，现在中国有一部分绝对贫困的人口，小康生活没有他们的份，社会阶层的鸿沟非常深。这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阶级斗争，叫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共产党是靠这个办法起家的。另一个办法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经济剥夺的问题，用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来解决经济不平等的问题。
   
   胡温新政常讲“执政为民”，讲重视解决群众的困难，特别是重视下层群众的切身利益等等。但这显然落实不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国政府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帮助这些弱势、贫困的人口。而且，仅仅有社会保障也是不够的，如同杯水车薪，所以，解决这部分人的困难还要有一个政治面的办法，这就是法律与基本权利的救助体系。经济扶贫之上还要有政治扶贫。不错，新建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在经济上缓解赤贫人口的爆炸性矛盾，但它最多不过是在有限的层次上，暂时解决一点问题。中国的利益冲突不是几十万人口几年的问题，而是几亿人口几十年的问题。共产党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解决不了。
   
   怎么办呢？经济生活中的矛盾要靠政治过程来平衡，或者说经济问题要谋求政治解决。一个真正的法律救助、维权体制是从政治层面切入经济矛盾的有效机制。作为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必须鼓励发展维权救助的硬件系统，包括由律师、法院、法规、舆论工具一体化的社会网络，争取尽快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维护一般老百姓基本权利的体系。这是当务之急。

   
   共产党过去有一种政治挂帅的文化，一切都是政治。现在又有一种相反的文化，一切都是经济，政治问题也要经济解决，我看也不可取。政治问题必须要政治解决，躲是躲不过去的。中共处理香港问题，就是这个“经济解决”的思路，以为经济上多照顾港人，政治问题就会消失。现在看起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政治权利这个东西，不可能被收买，花多少钱都没用。因为这是人性使然。人虽然有一张嘴，但永远要做两件事：一要吃饭，二要说话。老百姓一说话，就是政治。
   
   子贡讲“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也是一种政治安排，意思是：穷人再穷也不能剥夺他的尊严，所以叫做“无谄”，富人再富也不能为所欲为、欺负穷人，所以叫做“无骄”。在今天，那些吃不饱的人，必须要让他们有地方说话，有做人的基本尊严。说话就是一种尊严，政治表达、政治参与就是尊严。当然，能说话了不一定就能保证他吃饱饭，但是不让他说话，他可以保证每一个人都吃不饱饭，起码吃不安稳。
   
   靠给一点钱解决问题，是收买。但是，光靠收买显然不能解决政治权利的问题，而且在今天的社会，随着人们教育水平的提高，靠收买解决问题，恐怕越来越难了，而且会被视为一种侮辱，所谓“收钱不买账”。况且，那些贪官污吏总觉得钱不够花，敛钱还来不及，怎么可能主动来做这种乐善好施的事情呢？即使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贫困群众还是皮球，在官僚部门之间踢来踢去，这是体制的问题。这个体制不改，矛盾不可能不激化，不可能不走暴力的极端。毛泽东时代，共产党迷信政治万能，现在又迷信经济万能，都不是中道。中国老祖宗的中庸之道是说，政治与经济要协调发展，经济问题要经济解决，但经济问题也要政治解决。
   
   (自由亚洲电台)
   (7/24/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