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节目，我和大家一起探讨了引进外来宗教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引进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印度教，但这显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如何重建中国的民间宗教，也就是以儒教、道教、佛教为主要内容的本土宗教。首先，我们要摆正一个态度，放弃那种“宗教是迷信”的简单化的看法。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也很不全面。历史告诉我们，宗教还是文明之母。没有早期的祖宗崇拜的宗教，中华文明是不可想像的，同样，没有基督教，西方现代文明也是不可想像的。
   
   那么，宗教有没有迷信内容呢？我认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对于那些不信教的人，更是如此。但是，迷信显然不是宗教的全部内容，甚至往往不是它的主要内容。从基督教历史看，曾经是迷信的东西是被不断克服的，在这个过程中，消极的迷信往往变成积极的精神动力。同样道理，中国民间宗教当然有迷信，但可以在发展过程中克服迷信，超越迷信，从而成为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继续发展的精神动力。
   
   事实上，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敢于忽视本土文化，包括本土宗教，唯一的例外是中国。共产党的无神论有存在的权利，但它不能否定其他宗教存在的权利。否则的话，这个无神论者是不是变得比神还要强大？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无神论者，但大体上能尊重民间宗教的存在权利。中国历史上的无神论是允许有神的，惟有现代的无神论是不准有神的。这一点今天更应该反复强调，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指望民间宗教的自我革新、自我提升，与时俱进。无神论必须尊重有神论，一如有神论必须尊重无神论。

   
   当然，中国民间宗教势必要面对外来宗教的冲击，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从正面看，竞争也是动力。中国民间宗教必须接受两个洗礼：它在接受现代化的洗礼之前，必须先要接受那些已经受到现代化洗礼的外来宗教的洗礼。这一点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人处理得比较好，值得中国借鉴。也就是说，我们既不要搞“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那一套，但也不要搞“外来的和尚不准念经”。我赞成类似ＷＴＯ的办法，在对外全面开放的前提下，尽量扶植本土宗教。
   
   为此，中国有必要通过一部宗教法，全面保障公民的宗教自由，信教自由，同时，在财产所有权与传教活动等方面提出相应的保护性规范，同时要避免宗教政治化，或政治宗教化的倾向，为民间宗教的长远发展提供法律上的保障。
   
   儒教、道教、佛教不是“精神鸦片”，它们应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政府不能用政治与行政手段压迫宗教的发展。其实，多一个信教的人，中国就多一份稳定的力量，多一点文化创造的精神资源。何乐不为？社会秩序是一个综合治理的工程，不是靠喊“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来实现的，也不是靠那个“压”字压出来的。宗教是支撑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支柱，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这是人性使然。
   
   当然我不否认，人类文明的确有宗教以外的动力，比如追求权力的动力，追求安全的动力，以及追求物质享受的动力。但是，这些动力如果没有足够的精神动力来引导，往往会走火入魔，中国今天的情况就十分令人担忧。难道不是吗？中国现在普遍存在的价值真空、道德真空、精神真空的现象还不够严重吗？可以说，在宗教上的简单化作法，信仰上的虚无主义，是直接原因之一。纵观历史，追求权力、安全与物质享受，不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方面，更不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毋宁说它们是中华文明的某种结果。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必然是精神层面的东西，甚至是某种理想化的东西。遗憾的是，这个东西到近现代越来越稀释了，到今天几乎踪迹全无，没有这个东西中华文明就没有了底蕴。外功再花哨，但没有内力，何以自立于人类文明之林？
   
   所以，发展中国的民间宗教是中华文明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不是说要代表先进文化吗？没有中国本土宗教的全面发展与创新，中国文化永远处在落后的状态，因为必须在文化上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而且，必然是越跟精神越空虚，越跟价值资源越稀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无论从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史看，还是从四九年以来的历史看，还是从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历史看，这都是铁的事实。
   
   (自由亚洲电台)
   (7/15/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