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机遇期"这个概念是中共领导人常讲的，但在西藏问题上似乎没有反映出这样一种"历史机遇期"的意识。这个机遇期就是在中国的国际环境相对稳定的时候，在达赖在世的时候，合理解决西藏问题。此时不为，更待何时？在达赖生前不解决西藏问题，错失了这个机会，中国将会受到历史的报复。西藏问题还会进一步发展，北京不应低估西藏民族主义的深厚力量。故一味高压，只能助长这种力量的反弹。土耳其的库尔德族，俄国的车臣都是前车之鉴。

   长远而言，只有同达赖达成政治解决，保持西藏的文化与历史传统，才是一个化解西藏民族主义的根本办法。这是一个唯一的双赢可能，没有达赖参与，西藏的民族矛盾将会不断恶化，而一旦恶化到一定的程度，这就是一条无休止的暴力不归路。中共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正确的，但其最终成功必须以西藏问题的真正解决为基础。就此而言，达赖是未来西藏和平与稳定的最后防线，是抗拒暴力主义的防护堤，故北京有求于达赖，事实上超过达赖有求于北京。我不明白为什么北京总是对达赖进行恶言攻击。这一条应该立即停止。

   此外，西藏不但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文明未来发展的战略问题。保护西藏文化是维护中华文明多元生态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华文明必须在这种包容与兼收并蓄中才能保持进一步发展的活力。在文化与宗教思想方面，汉民族有太多要向西藏人民学习的地方。不要再说什么达赖是落后的奴隶制残余，相反，达赖完全可以作为中国人民的精神导师之一。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那种有容乃大的精神气魄，现在荡然无存，令人遗憾。从文明发展的战略高度看，稳妥地解决西藏问题，保护西藏文化遗产，这是百年大计的事情。因此，北京有些人把达赖作为一种政治障碍，千方百计，去之后快。这不但是一种政治上的短视，也是文明发展战略上不负责任的表现。

   第三，未来数年，激进台独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争取和平统一，一要靠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二要靠台湾人民的理解与支持。换句话说，国际社会与台湾人民多一份对和平统一的理解与支持，激进台独就会少一点市场。在国际社会与台湾民心中，这个统与独的天平究竟往哪个方向倒，我看西藏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特别在国际社会的认知上，西藏问题的妥善政治解决，将使激进台独更没有国际市场。当然，它也将增加台湾民众支持和平统一的心理预期，这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先内后外，先西后东，这个顺序应该是清楚的，而其中的指导原则更应该是一致的。

   其实，就北京而言，解决西藏问题无非三条。一是北京的领导人要有足够的自信，相信正确的政策会得到汉藏人民的认同，并使之成为解决当今民族纷争问题的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典范。二是北京领导人要有足够的魄力，不要怕达赖回来以后形势可能难以控制，也不要怕国际社会的关注眼光。当然，政策调整总会伤害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总会有一定的风险，甚至一些暂时的困难，包括政治上的不确定因素。在处理西藏问题上，希望北京起码达到清朝早期统治者的那种格局与气度，亦即着眼于长远发展，着眼于大格局的开创。三是北京要拿出足够的灵活性与耐心，不要意识形态挂帅，不要学慈禧太后。可以说，达赖的有生之年是北京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能没有紧迫感。

   (自由亚洲电台) (5/29/2004 1:56)